狱警日记（连载）（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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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年轻人指的是形成某种人格的一个生理阶段，但是社会演化现在已经使这个过程成为多余。社会其实已经不需要企业家似的人格特质，日益强化的生产的社会性格所需求的反而是“组织人”。这必然产生的代间差距变成了大灾难的鸿沟，因为新一代比他们几代都要更直观的有社会性，而这个社会性必然遭遇到旧体制的活化石(家长和教师)，以及新形式的异化(节奏倍加高亢的高等教育，以及人在大科层里头像螺丝钉的存在）。将年轻人看成一个阶级，不仅意味着他们的力量，更说明他们遭遇相同的社会背景，甚至是遭遇被剥削的相同境遇。
在中国，18-3o岁的年轻人，他们有着传统年轻人共有的特质：叛逆、漏*点；但他们也有着这一代人特有的品质，无论是生于7o年代，还是8o年代，或是更近的9o年代。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孤独成长、爱好消费、性格矛盾、脆弱、麻木、无暇谈理想。区别于前人的这些特征，是因为他们孤独地成长(，因为生存的压力，以及社会变迁中的整体行为和观念的分裂扭曲等等。基于年轻人的重要，我们必须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而不能只是一味高高在上地指责。
根据国家统计局2oo6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年龄在3o岁以下的成年人约为2亿。有了这群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中国注定无法寂寥。他们，有着处于年轻时代人的共性，又因着时代的背景变迁有着独特的品质。
在星象学的分析中，出生年份可以影响年轻人特质的说法。如果套用这种分析，生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年轻人更是无法不感到乐观、幸福。1978年的改革开放加上1979年的独生子女国策，意味着在个体小家庭中，孩子获得了更多的满足和更少的分享。但换个角度，他们又是如此渺小而孤独，自幼被隔绝在家庭这座安全的孤岛之上。
24岁的赖菲菲在广州某国有事业单位的宿舍大院里度过了童年，她对自己上幼儿园以前的生活还残存着些许印象。“每天爸妈上班了，将我一个人反锁在家里。”她穿着粉红色的毛线裙，安静地看《蓝精灵》、《黑猫警长》、《葫芦娃》，没有动画片的时间，就隔着铁闸和对门的小姑娘玩过家家。“我也曾经反抗过，比如在妈妈要出门上班的时候大哭或者下了楼和小朋友玩就不愿意回家，但每次大人都批评我，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自私？其实我只是感到孤独罢了。”
他们被评价为“自私，任性，自我中心”，尽管过着时髦而鲜亮的生活，但与物质极大丰富相对的却是精神的极度孤独和敏感。“大人们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却没有人问我们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赖菲菲坦言，这是一种甜蜜的忧愁。
孤独让年轻人习惯于“自娱自乐”，各类产品和服务以极大的丰富性和极快的更新度，帮助他们排遣人际交往带来的疏离与不安全感。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推陈出新的年代，无论是人还是物。人的推陈出新，指年轻人的创新能力和知识更新优势给他们带来了越来越丰富的经济收入，加上家庭负担轻，这从根本上坚定了他们勇于消费的信念。而物的推陈出新，则时刻在刺激着他们的感官。追求新奇的个性使其更具有冲动消费的可能性，而“宠爱自己、享受生活”的理念更是直接促成了实际购买行为的产生。
此外，当代青年人的消费心理也呈现出特立独行的姿态：大家都没有的自己要有，某些人有的自己必须有，大家都有的自己不想有。从这个角度出，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用Ipod听相声，用macbook打dos游戏了。
上个月，英国市场调查公司的一份报告中称，“一心多用和充分使用媒体已成为现今8至24岁中国青少年的生活模式，这群活跃的消费者能够在24小时内完成39小时的活动，同时基本维持每天8小时的睡眠。”城市里上班族的快节奏生活已是众所周知，生活像赶场：赶上班，赶开会，赶饭局……总之，什么都要快，包括人生的进程。然而，有时候，快并不单取决于自己的行进度，更应包括你可能的前进空间。
从自己带的几个学生身上，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看到当下年轻人窘迫的生存状态。“他们一睁开眼睛就想着怎么赚钱。不想不行啊，找工作本来就难，小两口在北京供一房子，几千的工资一下就没了大半。他们大多没时间谈理想、公义和正义。”
“这跟当代年轻人所处的时间段有关系，计划经济体制给我们提供的保障没了，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保障机制尚未完善。所以，两边的好处都没有享受到，反而是两边的坏处都赶上了。”北京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是卡在夹缝里的一代。
这一代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来自《瞭望东方周刊》的最新报道说：京、沪、深、穗4城应届生薪酬平均下降1ooo元，最高的上海，刚达到3ooo元。“如果竞争、就业带来的压力是正常的，那年轻人释放的渠道就会比较正常，但现在年轻人的压力还不完全是由于竞争，而是由于竞争的不公正造成。不公正的权力在操纵竞争，而且导致他们也会去采取不公正竞争的手段。年轻人为什么牢骚满腹和颓废，这跟扭曲的、不公正的竞争环境有关。”陶东风说。
“我们不抵制法货，不抵制日货，抵制蠢货。”
面对近日msn上“红心一片”的现象，年轻人泾渭分明，俨然分为两大阵营。“刚有人教你怎么抵制，立刻有人冲出来骂你蠢货；刚有人提醒你如何投票如何签名，接着就有人很有道理地站出来说，这都是假的。”年轻的星座写手闹闹在博客上疑惑着，“谁来修正一下我的价值观？”
按照陶东风教授的说法是：“当代年轻人综合了很多矛盾的地方。我这个年纪的人，年轻时都被宏大的话语体系迷惑过，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清醒得多的认识。但他们又有一种‘实利主义’的态度，既不相信官方和学校的宣传，但另一方面，为了现实的好处，他们又完全可以去做跟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不一样的事情。”
矛盾的性格跟当代年轻人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现实生活中所遵循的行动原则和意识形态式的教育相脱节，年轻人活在谎言的社会里。指导行动的理论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跟现实生活相吻合的新的价值观，这恰恰是一种信仰缺失的状态。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与经历过6o年代、7o年代、8o年代的人相比，当下年轻人并没有一个参照，这种矛盾分裂已经通过教育和成长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虽然整个社会都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种痛苦、分裂的感觉，但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觉得这是一种分裂，他们麻木，他们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陶东风认为，现在激烈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们，对真相知道得其实并不充分。“有麻木随大流的可能性。”
当抵制家乐福、抵制法货的声浪一波又一波袭来时，有人问道：“其实，有没有人抵制——法式湿吻？”总是有人看法国人生活得优雅和浪漫，25岁的法国男青年罗塞身在其中，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如何特别，他感觉到的，作为年轻人，工作很难找。2oo8年3月，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oo7年底法国的失业率仅7.5%，创下了近25年的最低纪录，但与此同时，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仍然近2o%。
就算找不着工作，罗塞的生活也不至于穷困，他的朋友sarah是个法官，工作两年，每月领18oo欧元的税后工资，罗塞申领的失业救济，每月也有15oo欧元。
为了刺激企业可以雇请毕业生，2oo6年初，法国政府通过了“次雇佣合同”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并没有保护到受雇者的利益。在享受惯社会福利的法国青年看来，这剥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能容忍！“利益受损者”掀起了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和工人全国总罢工，他们向警察投掷石块，焚烧汽车。2oo6年4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决定用“帮助困难青年就业机制”取代“次雇佣合同”法案。但法国僵化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在这次变革中有所动摇。
steph今年24岁，是个典型的法国女孩，高傲，聪明，强势。她从一家公立大学毕业，进了法国的百年企业，也一脚跨入了法国社会的准精英阶层。steph是从层层竞争中走到今天，法国的教育制度相当残酷，从大学二年级升三年级会淘汰一大半，而大学本科到硕士又只会留下三分之一。她是没有时间游行的年轻人，“忙得要死”的她更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但她可以理解那些年轻的“利益受损者”们，面对经济困境，迷茫又无所事事地只能坐在咖啡馆里。
因为生长在这样崇尚自由权利的国度，法国人喜欢用游行罢工表达自己，年轻学生尤其是游行中的主力。一般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罢工，即使是罢工期间工资也照拿不误，相比之下，学生们的游行最主要的是出他们的声音，“表现自己的重要性”。
受到住房、就业等问题困扰的年轻人现，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及父辈。2oo7年法国大选中，政治精英们开始通过大选拉拢青年们的选票，尽管这是蓄意的虚伪行径，但对年轻人还是很受用。加上反对“次雇用合同”运动的成功，开始让法国的年轻人意识到，他们的声音仍然有人在“倾听”，这重新燃点了他们对政治的兴趣。
“法国大学生全国联盟”主席布罗诺·朱利亚说，法国年轻人希望摘掉自己“懒惰”、“无能”的帽子，如果你看到了他们的傲慢，那也许只是他们“自由的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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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年轻人指的是形成某种人格的一个生理阶段，但是社会演化现在已经使这个过程成为多余。社会其实已经不需要企业家似的人格特质，日益强化的生产的社会性格所需求的反而是“组织人”。这必然产生的代间差距变成了大灾难的鸿沟，因为新一代比他们几代都要更直观的有社会性，而这个社会性必然遭遇到旧体制的活化石(家长和教师)，以及新形式的异化(节奏倍加高亢的高等教育，以及人在大科层里头像螺丝钉的存在）。将年轻人看成一个阶级，不仅意味着他们的力量，更说明他们遭遇相同的社会背景，甚至是遭遇被剥削的相同境遇。
在中国，18-3o岁的年轻人，他们有着传统年轻人共有的特质：叛逆、漏*点；但他们也有着这一代人特有的品质，无论是生于7o年代，还是8o年代，或是更近的9o年代。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孤独成长、爱好消费、性格矛盾、脆弱、麻木、无暇谈理想。区别于前人的这些特征，是因为他们孤独地成长(，因为生存的压力，以及社会变迁中的整体行为和观念的分裂扭曲等等。基于年轻人的重要，我们必须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而不能只是一味高高在上地指责。
根据国家统计局2oo6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年龄在3o岁以下的成年人约为2亿。有了这群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中国注定无法寂寥。他们，有着处于年轻时代人的共性，又因着时代的背景变迁有着独特的品质。
在星象学的分析中，出生年份可以影响年轻人特质的说法。如果套用这种分析，生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年轻人更是无法不感到乐观、幸福。1978年的改革开放加上1979年的独生子女国策，意味着在个体小家庭中，孩子获得了更多的满足和更少的分享。但换个角度，他们又是如此渺小而孤独，自幼被隔绝在家庭这座安全的孤岛之上。
24岁的赖菲菲在广州某国有事业单位的宿舍大院里度过了童年，她对自己上幼儿园以前的生活还残存着些许印象。“每天爸妈上班了，将我一个人反锁在家里。”她穿着粉红色的毛线裙，安静地看《蓝精灵》、《黑猫警长》、《葫芦娃》，没有动画片的时间，就隔着铁闸和对门的小姑娘玩过家家。“我也曾经反抗过，比如在妈妈要出门上班的时候大哭或者下了楼和小朋友玩就不愿意回家，但每次大人都批评我，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自私？其实我只是感到孤独罢了。”
他们被评价为“自私，任性，自我中心”，尽管过着时髦而鲜亮的生活，但与物质极大丰富相对的却是精神的极度孤独和敏感。“大人们给了我们许多东西，却没有人问我们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赖菲菲坦言，这是一种甜蜜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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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抵制法货，不抵制日货，抵制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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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今年24岁，是个典型的法国女孩，高傲，聪明，强势。她从一家公立大学毕业，进了法国的百年企业，也一脚跨入了法国社会的准精英阶层。steph是从层层竞争中走到今天，法国的教育制度相当残酷，从大学二年级升三年级会淘汰一大半，而大学本科到硕士又只会留下三分之一。她是没有时间游行的年轻人，“忙得要死”的她更享受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但她可以理解那些年轻的“利益受损者”们，面对经济困境，迷茫又无所事事地只能坐在咖啡馆里。
因为生长在这样崇尚自由权利的国度，法国人喜欢用游行罢工表达自己，年轻学生尤其是游行中的主力。一般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罢工，即使是罢工期间工资也照拿不误，相比之下，学生们的游行最主要的是出他们的声音，“表现自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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