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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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几天前他就听福高说，大庄河他姨夫因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他心里一直担心这件事，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时，他以为是他们队谁告了状，但又听说公社在其它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
这多年来，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没有人喂得起猪。队里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用绵羊来顶。一年下来，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种。
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
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地开会，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但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哩！我们没能力！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
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圪崂里，再不吭声了。
还是孙玉亭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没有好办法，就只好采纳了孙玉亭的建议。
抓纸蛋的时候，全村人象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窑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老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蛋。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子涎水都顾不得揩；有的人一下子脸象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亭，几乎年年能“抓”到一头猪，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
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吆到石圪节去交售。为了达到标准斤称，交售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称。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圪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决定猪吆来后，先不过秤，集中圈在一起，等屙尿完了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那些日子，石圪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块。
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粱。
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要抢着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没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亭方式”人们又象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老碗里抓这些纸蛋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丧气。遗憾的是，玉亭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
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售不了，只好吆回来，把所有省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才勉强送到了石圪节。
从此以后，人们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圪崂，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慌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
但大家都知道，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这事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圪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夫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治功露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它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灰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骚情他的润叶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得灵魂不能安宁。
但他又想：好汉做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妈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
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纪大一点，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抓住尾巴。
石圪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治功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
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
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治功也同意了。但他又提出，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尽管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鸦鸦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治功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此时，在石圪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
在批判会场里，田福堂找了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直低头闻手中的烟卷。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他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今天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目光碰见少安的目光。
孙玉亭坐在另一个角落。他今天被公社安排作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玉亭照例常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但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水平已名声在外，公社领导器重他，他无法推托，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他决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他紧张地等待徐治功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他异常兴奋。可今天他感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脸上的汗珠子。
公社文书刘根民是少安高小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
这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圪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低头抽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会不会象上次处置他的女婿一样，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呢？唉！说不定比“劳教”还要重！他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可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可能“罪”要更重！
他蹲在这里，手颤抖地举起旱烟锅，对命运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真想跑到罐子村的兰花家，把女婿贩卖剩下的老鼠药都吃掉，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但想来想去，他还得活着。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成家立业，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了人家，但光景烂包得也活不下去。他活着，总还能给娃娃们帮扶一把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跹蹴在石圪节的街道上。他临离家时，一再安顿父亲不要到公社来。他怕老人太受刺激——因为他姐夫的事才刚刚平息半年，现在又轮上了他。少安现在站在台子前，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怎样批判他。他只是反复想着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开始时，他就想到可能村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事。他首先想到二队的人。但后来又想，这事已经半年多了都悄无声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公社告状呢？如果金家湾的人要告的话，怕早就告了，不会等这么长时间。那么本队的人呢？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沾了光，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告了——他孙少安可以受批判，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
直等到他知道公社逐队普查猪饲料地，才明白这不是队里的人告，是因为其它村类似的问题暴露后，才把他们给牵连上了。
可是，在昨天，当公社通知让他来接受批判时，他们的副队长田福高却心心事事地来找他，把他在石圪节碰上田福堂的前前后后给他说了一遍，这才使他把这件事和田福堂联系在一起了。
他现在才一下子明确地意识到，正是田福堂把他推到这个台子上的。是的，他很清楚田福堂的做事和为人，也清楚这个强人的“棋路”自从那次田福堂看见他和润叶坐在河湾里以后，孙少安就知道，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一军。田福堂下这类“棋”通常都走“马”而不用“车”因此别人很难防他。他没想到，田福堂果然这么快就给他下了如此厉害的一着“棋”
少安站在台子前，尽管头低着，但他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在一片人群中搜寻到了田福堂。少安看他坐在那么一个角落里，心里就更明白了。是的，他心亏，不敢正视他。他得到了一些安慰：从某种意义说，他和田福堂都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
在确认了“犹大”以后，孙少安索性再不想这件事了。不管怎样，田福堂就是田福堂。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连他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
话说回来，少安知道田福堂对他和润叶那次的会面心中有气。平心静气地想，这种“报复”也情有可原。是呀，他那样体面的人家，自己如花似玉的工作女儿，怎么能让一个泥腿把子去沾染呢？
少安现在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润叶的求爱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态度。田福堂现在又用铁的逻辑进一步给他论证了这件事的不可能性
他现在感到难受和丧气的是，这个批判将会把他在全公社扬臭了。他别再指望在这个天地里给自己寻找一个媳妇。哪怕加倍地掏财礼钱，也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
使他更为难受的是，他担心由于他的这件事会影响少平和兰香将来的前途。他终归已经是农民，他不怕什么，难道连老镢把也握不成了吗？但少平和兰香与他不一样，以后要是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受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呢？如果影响到他两个人，他就会痛苦一辈子的少安难受地前前后后思量着这件事，在一片闹哄声中总算熬完了批判会。
好在批判完了也就完了，公社主任白明川还在结束时对他们五个人说了点鼓励话，让他们不要背包袱，回去好好抓生产，将功补过”
等众人散尽以后，少安才无精打采地出了公社院子，来到石圪节的街上。
街上的集市已经快接近尾声。少安走过街道的时候，不时感觉有人在指划着议论他。
他突然看见父亲和妹妹从一个拐角处向他迎面走来。他很快迎上前去对他们说：“你们来干什么哩？我没什么”
他父亲说：“我在家里心焦得坐不定，跑来看人家倒究怎样处理你呀”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说：“已经完了，再也不会怎样你们不要担心。先回去吧。我还要给队里办点事，一会就回来呀。”
孙玉厚只好和兰香先走了。临走时，他阴郁地对儿子说：“你早点回来”
“嗯。”少安对父亲和妹妹点点头，就转过身一个人向石圪节的后街上走去了。
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几天前他就听福高说，大庄河他姨夫因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他心里一直担心这件事，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时，他以为是他们队谁告了状，但又听说公社在其它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
这多年来，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没有人喂得起猪。队里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用绵羊来顶。一年下来，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种。
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
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地开会，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但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哩！我们没能力！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
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圪崂里，再不吭声了。
还是孙玉亭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没有好办法，就只好采纳了孙玉亭的建议。
抓纸蛋的时候，全村人象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窑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老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蛋。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子涎水都顾不得揩；有的人一下子脸象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亭，几乎年年能“抓”到一头猪，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
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吆到石圪节去交售。为了达到标准斤称，交售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称。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圪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决定猪吆来后，先不过秤，集中圈在一起，等屙尿完了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那些日子，石圪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块。
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粱。
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要抢着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没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亭方式”人们又象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老碗里抓这些纸蛋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丧气。遗憾的是，玉亭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
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售不了，只好吆回来，把所有省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才勉强送到了石圪节。
从此以后，人们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圪崂，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慌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
但大家都知道，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这事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圪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夫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治功露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它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灰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骚情他的润叶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得灵魂不能安宁。
但他又想：好汉做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妈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
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纪大一点，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抓住尾巴。
石圪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治功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
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
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治功也同意了。但他又提出，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尽管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鸦鸦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治功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此时，在石圪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
在批判会场里，田福堂找了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直低头闻手中的烟卷。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他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但今天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目光碰见少安的目光。
孙玉亭坐在另一个角落。他今天被公社安排作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玉亭照例常被选拔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子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但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水平已名声在外，公社领导器重他，他无法推托，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他决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子的名字。他紧张地等待徐治功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他异常兴奋。可今天他感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抹下头上那块肮脏的毛巾擦脸上的汗珠子。
公社文书刘根民是少安高小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做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
这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圪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低头抽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贴着一根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慰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眼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处置他的儿子。会不会象上次处置他的女婿一样，拉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呢？唉！说不定比“劳教”还要重！他女婿只是贩卖了几包老鼠药，可少安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可能“罪”要更重！
他蹲在这里，手颤抖地举起旱烟锅，对命运的打击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他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压力，真想跑到罐子村的兰花家，把女婿贩卖剩下的老鼠药都吃掉，然后合住眼睡到黄土里去但想来想去，他还得活着。他的几个娃娃都还没成家立业，大女儿兰花虽然寻了人家，但光景烂包得也活不下去。他活着，总还能给娃娃们帮扶一把孙少安并不知道他父亲现在跹蹴在石圪节的街道上。他临离家时，一再安顿父亲不要到公社来。他怕老人太受刺激——因为他姐夫的事才刚刚平息半年，现在又轮上了他。少安现在站在台子前，耳朵几乎听不见别人怎样批判他。他只是反复想着这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开始时，他就想到可能村里有人给公社揭发了这事。他首先想到二队的人。但后来又想，这事已经半年多了都悄无声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公社告状呢？如果金家湾的人要告的话，怕早就告了，不会等这么长时间。那么本队的人呢？他想来想去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沾了光，告别人也等于把自己告了——他孙少安可以受批判，但每家的地都得收回去。没有一个人不心疼自己那几分地的！
直等到他知道公社逐队普查猪饲料地，才明白这不是队里的人告，是因为其它村类似的问题暴露后，才把他们给牵连上了。
可是，在昨天，当公社通知让他来接受批判时，他们的副队长田福高却心心事事地来找他，把他在石圪节碰上田福堂的前前后后给他说了一遍，这才使他把这件事和田福堂联系在一起了。
他现在才一下子明确地意识到，正是田福堂把他推到这个台子上的。是的，他很清楚田福堂的做事和为人，也清楚这个强人的“棋路”自从那次田福堂看见他和润叶坐在河湾里以后，孙少安就知道，不定什么时候，田福堂就会用拐弯“马”来将他一军。田福堂下这类“棋”通常都走“马”而不用“车”因此别人很难防他。他没想到，田福堂果然这么快就给他下了如此厉害的一着“棋”
少安站在台子前，尽管头低着，但他还是用眼睛的余光在一片人群中搜寻到了田福堂。少安看他坐在那么一个角落里，心里就更明白了。是的，他心亏，不敢正视他。他得到了一些安慰：从某种意义说，他和田福堂都在接受批判；他接受思想的批判，田福堂接受良心的批判。
在确认了“犹大”以后，孙少安索性再不想这件事了。不管怎样，田福堂就是田福堂。他不这样就不是田福堂了。谁也不能改变田福堂，连他自己也改变不了自己。
话说回来，少安知道田福堂对他和润叶那次的会面心中有气。平心静气地想，这种“报复”也情有可原。是呀，他那样体面的人家，自己如花似玉的工作女儿，怎么能让一个泥腿把子去沾染呢？
少安现在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润叶的求爱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态度。田福堂现在又用铁的逻辑进一步给他论证了这件事的不可能性
他现在感到难受和丧气的是，这个批判将会把他在全公社扬臭了。他别再指望在这个天地里给自己寻找一个媳妇。哪怕加倍地掏财礼钱，也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一个丧失了名誉的人！
使他更为难受的是，他担心由于他的这件事会影响少平和兰香将来的前途。他终归已经是农民，他不怕什么，难道连老镢把也握不成了吗？但少平和兰香与他不一样，以后要是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受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呢？如果影响到他两个人，他就会痛苦一辈子的少安难受地前前后后思量着这件事，在一片闹哄声中总算熬完了批判会。
好在批判完了也就完了，公社主任白明川还在结束时对他们五个人说了点鼓励话，让他们不要背包袱，回去好好抓生产，将功补过”
等众人散尽以后，少安才无精打采地出了公社院子，来到石圪节的街上。
街上的集市已经快接近尾声。少安走过街道的时候，不时感觉有人在指划着议论他。
他突然看见父亲和妹妹从一个拐角处向他迎面走来。他很快迎上前去对他们说：“你们来干什么哩？我没什么”
他父亲说：“我在家里心焦得坐不定，跑来看人家倒究怎样处理你呀”
少安对父亲和妹妹说：“已经完了，再也不会怎样你们不要担心。先回去吧。我还要给队里办点事，一会就回来呀。”
孙玉厚只好和兰香先走了。临走时，他阴郁地对儿子说：“你早点回来”
“嗯。”少安对父亲和妹妹点点头，就转过身一个人向石圪节的后街上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