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二十九章 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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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汉铁路的路权是收回来了，但工程太大，手续繁琐，所以才有了郑观应这个专门的粤汉铁路购地公司负责人的职位。
郑观应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当过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但他满坎坷的，再加上经历了甲午、庚子两大惨败，心力交瘁，晚年终究是看明白了清廷的腐朽，开始重视教育。
林则徐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那么晚清“全面看世界第一人”就是郑观应了。
他最着名的当数《盛世危言》。
这本书对中国近代史影响蛮大，维新派、张之洞、蔡元培，包括我党早期大老们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尤其是此书刊发于1894年，正好是甲午之前。
紧接着就是两场堪称国难的失败，更让大家知道郑观应所说的就是“危言”，而没有“耸听”。
前面的“盛世”两字也很有讽刺意味。
张之洞对此书的评价非常高，“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据说光绪皇帝还曾下旨刊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只可惜维新变法之后，虽然张之洞仍极力向清廷推荐此书，清廷却无法采纳了。毕竟此时的爱新觉罗们已经破罐子破摔，除了卖国已经想不出太多治国办法。
虽然卖国的确让爱新觉罗们又坐稳了几十年江山，不过也真的要到头了，已经没什么可卖。
——各种关税能抵押的几乎都抵押出去了，要是再敢割地，各地那是真不干了。
——
黄飞鸿选在了广州目前着名的太平馆饭店，这间店的老板手艺极好，以前在洋人的餐馆做过大厨，又擅长做本地粤菜，中西合璧，生意异常好。
此店也传承到了后世，是家百年老字号。
当初周总理和夫人还在这办过婚宴。
店面位置相当好，坐落在广州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老板又善于经营，非常创新地做成了广州最早的音乐餐厅，再之后民国时期甚至还在二楼搞了夜总会舞厅，能不火爆嘛。
李谕、谢煜希、黄飞鸿、刘永福早早就到了饭店，没多久郑观应也风尘仆仆赶了过来。
黄飞鸿起身道：“郑大人！”
郑观应摆摆手：“我以后不是什么大人了，早就厌倦了官场。我这个粤汉铁路购地公司负责人的官衔，也是在三省绅商极力要求下才应承下来。”
黄飞鸿为他介绍：“这位就是当朝帝师、科学巨匠李谕先生。”
郑观应抱拳道：“帝师的大名我是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幸甚幸甚！”
李谕说：“在下也曾读过先生的《盛世危言》，警醒世人，堪称一剂良药。”
郑观应叹道：“黄师傅是懂药理的，我这味药终究还是药性差了点。”
刘永福说：“郑大人当然是良医，只不过药方对了如果病人不吃药，那也无可奈何。”
郑观应说：“将军说得有理。”
刘永福又说：“本帅也已看透时局，有了归隐之意。”
刘永福虽然还掌管着黑旗军，不过对于清廷的调令早就“听调不听宣”，嘴上应承，根本不去干剿匪的事情，毕竟他自己就是起义军出身。
再怎么也是知道《水浒传》的，好在他的命运要比梁山好汉们好许多。
郑观应说：“我倒是想归隐山林着书立说，但时局所迫，脱不开身。”
李谕说：“如果大家都放手不干，情况恐怕还会更恶劣下去。”
郑观应说：“我便是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听闻帝师到达广州、又有办学之念后，才不胜感激，定要亲来赴宴。”
李谕说：“教育自当是国之大事。”
郑观应说：“由帝师这种真正懂得西学之人操办，我想会是极为优秀的学堂。”
黄飞鸿说：“将来学堂办好，我定要送我的儿子去读书。”
黄飞鸿的儿子现在年龄还不大，只有五岁，确实快到上学的年纪。
李谕也挺希望让这些名人的孩子过来，这样才能打开知名度，于是说：“一定不会辜负厚爱与支持。”
话说后世电影中的十三姨现在还没有和黄飞鸿认识，算起来十三姨的原型莫桂兰此时只有十一岁。
郑观应说：“帝师远在京城，却远赴广州办学，真是让我们这等广州本土人士颇感惭愧以及意外。”
李谕说：“中华大地太大，各地都有英杰之才，我只有多在几处省府之地建学，尽可能辐射四周。届时他们都有机会进入我兴办的大学堂，并且还会有出国留学的机会。”
郑观应对于出国的好坏没有太大把握，问道：“一定要去国外读书？”
李谕说：“当然！想要学到真东西，必然是要出国留学。”
郑观应是进过官场的，疑虑道：“只怕会有革命思想侵扰，而且，出去了不回来怎么办？”
此前留美幼童召回时，就有人公然违抗，留在美国继续读书。
李谕笑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终归有人愿意回国效力。”
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尤其是像美加之类的移民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人才的虹吸能力还是很大的，大批优秀毕业生会选择留在美加。
不过这种事无需去指责，毕竟也是自由的环境，只要是有人愿意回来，就能对我们有利。
博弈嘛，又是最冷血的国际关系博弈，你要是不给对方好处，人家怎么可能让你的学生进来。
所以似乎也是一种均衡状态。
郑观应说：“帝师曾周游列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下心了。像是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这样的人才我是真想挖过来修建粤汉铁路，但只有他一个人，实在分身乏术。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多么缺少人才，懂得筑路之人都少得可怜。”
李谕说：“所以要大力兴建教育，才会有更多的詹天佑。”
郑观应道：“帝师所言极是。”
李谕又把他已经看中的那片地以及两所荒废的学堂位置告诉了郑观应，“希望郑大人能够帮忙引见两广总督岑春煊岑大人。”
郑观应说：“帝师放心，我一定会说服岑制台留出足够时间。”
黄飞鸿说：“不要只谈事，此馆饭菜堪称一绝，不仅有广州的煎牛扒，还有洋人的煎牛排，配上洋酒，味道好得很。”
粤菜在口味上的确是相当好，毕竟广东人也会吃嘛~国外大部分中餐馆也是粤菜为主。
没两天，郑观应就来告诉李谕，可以去总督府见两广总督岑春煊。
实际上按照清朝的官制，两广地区最高长官应该是广州将军，地位要比两广总督高。
只不过自从鸦片战争后，八旗军腐朽的战斗力暴露无遗，承载的官方秩序也随之分崩离析，广州将军地位日衰。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完全无法和两广总督相提并论。
郑观应带着李谕和谢煜希进入总督府。
“岑大人好！”
岑春煊看到李谕剪了发却有点不满：“帝师怎么像个洋人？”
郑观应替他圆道：“帝师如今是英吉利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地位超然，为了适应英国皇家学会的要求，以及参与国际科研，自然各方面都要像个洋人。”
岑春煊半信半疑：“不剪发不能做学问？”
李谕搬出来和岑春煊关系很好的李提摩太：“制台一定见过李提摩太主教，就像他那样。”
岑春煊这人对清廷还是非常忠诚的，他一直感念慈禧的“知遇之恩”，于是说道：“你可不是革命党吧？”
广东现在的革命党确实太常见，剪发是个标志性动作。
李谕说：“我只是为了办教育而来，如果我是革命党，怎么还能给皇帝上西学课程。”
岑春煊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毕竟老佛爷都没说什么，他也就不需多过问。
“我听郑大人说，你要一片地办学，这是好事，我自是同意，但这片地未免也太大了吧？”
李谕解释说：“我想要办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学校，这样才能惠及更多百姓，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人才。”
岑春煊说：“需要一百多亩？”
李谕说：“国外的学校有此规模的十分常见，因为办学所用设施较多，并非只是在课堂上读书。”
“真是这样？”岑春煊又问。
李谕说：“不信大人可以问这位来自美国的谢女士。”
谢煜希说：“堂上尊敬的大人，的确如此，新式的学堂教授科目很多，也会有体育课程，占地必然大。”
“体育？”岑春煊道，“我可犯湖涂了，你到底是办文校还是办武校？”
谢煜希说：“在西式学堂中，学生要进行身体锻炼，如此才能均衡发展。”
岑春煊说：“原来新学堂是这么办的。正好你从美国来，办出来做个表率，本督也好继续推行。”
李谕连忙赞道：“制台大人心系教育，是为利国利民之举。”
岑春煊说：“本督在山西之时也曾办过学，知道利害，但想来如果只办大学堂，而没有新式小学堂，就只能把大学堂当小学堂来教课，不太合适。”
李谕道：“正是有此顾虑，我才要把小学堂规模做得大一些，如此才能提供生源。”
岑春煊说：“既如此，本督也就没理由再拒绝，但你可要记住，如果宣讲革命，我可不会置若罔闻。”
李谕无奈道：“制台大人，并非学习新学就会变成革命党，这是两码事。”
岑春煊说：“如此最好。”
广州现在没有租界，地价要比上海、天津低不少，而且那片位置没怎么开发，每亩仅仅50两。
算起来一共130亩，共6500两，岑春煊这人又不收好处费，所以相当便宜了。
如果是找广州的当地官员，恐怕好处费就是地价的两倍不止。
有了两广总督府的章，后面的事情办起来好说多了，李谕和谢煜希虽并不擅长与官场打交道，但郑观应是当过官的，能够操办这些事情。
李谕也明白关窍，给了郑观应一些银子作为活动经费，好在现在岑春煊反腐力度很大，花不了太多。
郑观应还找来了一人专门协助李谕办理学校相关事宜。
这人叫做丘逢甲，是个着名的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教育家。
当初甲午战败后，一纸《马关条约》不仅赔款，还将宝岛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坚决不接受，在岛上组织力量反抗。
不过没了清廷支持，他们终究寡不敌众，兵败内独。
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内心的愤恨：“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暗然。”
说的就是宰相李鸿章有权能割地。
但实际上李鸿章也是个棋子。
丘逢甲回到广州后开始着力于教育事业，最开始在汕头，今年刚刚来到广州。
岑春煊作为两广总督，敬重他当初保台的事迹，三年后会将他提拔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及广州府中学堂监督，这是个新职位，实际上就是掌管两广地区的新学堂相关事务。
丘逢甲对李谕相当敬仰，他可是和日本人打过仗的，明白日本的强大，而且也知道日本曾经是个落后国家，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立宪与教育。
立宪这种事就没法说，清廷到灭亡的前一天都下不了决心，也就不指望了。
但是教育却还有可为，尤其是涉及到新学的内容。
按照现在大部分人的估算，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教育成长起来后，才能和日本抗衡。至于欧美列强，还不在思考范围之内。
或者说，大部分人现在觉得列强们强大到无法想象、不可战胜。
但是身边的日本国嘛，以前就是个附属国、东瀛小国。即便现在日本强大，清廷派留学生去学习，许多制度也在学习日本国，不过心中还是不太服气，尤其是士人阶层。
当然去过日本国的人，如张謇等，对于二者实力的差距认识就清醒许多，也理智许多。
李谕没想到郑观应直接找来这么个得力之人，此后如果他不在广州城，有丘逢甲主持校务，想必也是个很好的人选。
粤汉铁路的路权是收回来了，但工程太大，手续繁琐，所以才有了郑观应这个专门的粤汉铁路购地公司负责人的职位。
郑观应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当过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但他满坎坷的，再加上经历了甲午、庚子两大惨败，心力交瘁，晚年终究是看明白了清廷的腐朽，开始重视教育。
林则徐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那么晚清“全面看世界第一人”就是郑观应了。
他最着名的当数《盛世危言》。
这本书对中国近代史影响蛮大，维新派、张之洞、蔡元培，包括我党早期大老们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尤其是此书刊发于1894年，正好是甲午之前。
紧接着就是两场堪称国难的失败，更让大家知道郑观应所说的就是“危言”，而没有“耸听”。
前面的“盛世”两字也很有讽刺意味。
张之洞对此书的评价非常高，“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据说光绪皇帝还曾下旨刊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
只可惜维新变法之后，虽然张之洞仍极力向清廷推荐此书，清廷却无法采纳了。毕竟此时的爱新觉罗们已经破罐子破摔，除了卖国已经想不出太多治国办法。
虽然卖国的确让爱新觉罗们又坐稳了几十年江山，不过也真的要到头了，已经没什么可卖。
——各种关税能抵押的几乎都抵押出去了，要是再敢割地，各地那是真不干了。
——
黄飞鸿选在了广州目前着名的太平馆饭店，这间店的老板手艺极好，以前在洋人的餐馆做过大厨，又擅长做本地粤菜，中西合璧，生意异常好。
此店也传承到了后世，是家百年老字号。
当初周总理和夫人还在这办过婚宴。
店面位置相当好，坐落在广州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老板又善于经营，非常创新地做成了广州最早的音乐餐厅，再之后民国时期甚至还在二楼搞了夜总会舞厅，能不火爆嘛。
李谕、谢煜希、黄飞鸿、刘永福早早就到了饭店，没多久郑观应也风尘仆仆赶了过来。
黄飞鸿起身道：“郑大人！”
郑观应摆摆手：“我以后不是什么大人了，早就厌倦了官场。我这个粤汉铁路购地公司负责人的官衔，也是在三省绅商极力要求下才应承下来。”
黄飞鸿为他介绍：“这位就是当朝帝师、科学巨匠李谕先生。”
郑观应抱拳道：“帝师的大名我是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幸甚幸甚！”
李谕说：“在下也曾读过先生的《盛世危言》，警醒世人，堪称一剂良药。”
郑观应叹道：“黄师傅是懂药理的，我这味药终究还是药性差了点。”
刘永福说：“郑大人当然是良医，只不过药方对了如果病人不吃药，那也无可奈何。”
郑观应说：“将军说得有理。”
刘永福又说：“本帅也已看透时局，有了归隐之意。”
刘永福虽然还掌管着黑旗军，不过对于清廷的调令早就“听调不听宣”，嘴上应承，根本不去干剿匪的事情，毕竟他自己就是起义军出身。
再怎么也是知道《水浒传》的，好在他的命运要比梁山好汉们好许多。
郑观应说：“我倒是想归隐山林着书立说，但时局所迫，脱不开身。”
李谕说：“如果大家都放手不干，情况恐怕还会更恶劣下去。”
郑观应说：“我便是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听闻帝师到达广州、又有办学之念后，才不胜感激，定要亲来赴宴。”
李谕说：“教育自当是国之大事。”
郑观应说：“由帝师这种真正懂得西学之人操办，我想会是极为优秀的学堂。”
黄飞鸿说：“将来学堂办好，我定要送我的儿子去读书。”
黄飞鸿的儿子现在年龄还不大，只有五岁，确实快到上学的年纪。
李谕也挺希望让这些名人的孩子过来，这样才能打开知名度，于是说：“一定不会辜负厚爱与支持。”
话说后世电影中的十三姨现在还没有和黄飞鸿认识，算起来十三姨的原型莫桂兰此时只有十一岁。
郑观应说：“帝师远在京城，却远赴广州办学，真是让我们这等广州本土人士颇感惭愧以及意外。”
李谕说：“中华大地太大，各地都有英杰之才，我只有多在几处省府之地建学，尽可能辐射四周。届时他们都有机会进入我兴办的大学堂，并且还会有出国留学的机会。”
郑观应对于出国的好坏没有太大把握，问道：“一定要去国外读书？”
李谕说：“当然！想要学到真东西，必然是要出国留学。”
郑观应是进过官场的，疑虑道：“只怕会有革命思想侵扰，而且，出去了不回来怎么办？”
此前留美幼童召回时，就有人公然违抗，留在美国继续读书。
李谕笑道：“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终归有人愿意回国效力。”
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发达国家尤其是像美加之类的移民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人才的虹吸能力还是很大的，大批优秀毕业生会选择留在美加。
不过这种事无需去指责，毕竟也是自由的环境，只要是有人愿意回来，就能对我们有利。
博弈嘛，又是最冷血的国际关系博弈，你要是不给对方好处，人家怎么可能让你的学生进来。
所以似乎也是一种均衡状态。
郑观应说：“帝师曾周游列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下心了。像是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这样的人才我是真想挖过来修建粤汉铁路，但只有他一个人，实在分身乏术。可想而知我们现在多么缺少人才，懂得筑路之人都少得可怜。”
李谕说：“所以要大力兴建教育，才会有更多的詹天佑。”
郑观应道：“帝师所言极是。”
李谕又把他已经看中的那片地以及两所荒废的学堂位置告诉了郑观应，“希望郑大人能够帮忙引见两广总督岑春煊岑大人。”
郑观应说：“帝师放心，我一定会说服岑制台留出足够时间。”
黄飞鸿说：“不要只谈事，此馆饭菜堪称一绝，不仅有广州的煎牛扒，还有洋人的煎牛排，配上洋酒，味道好得很。”
粤菜在口味上的确是相当好，毕竟广东人也会吃嘛~国外大部分中餐馆也是粤菜为主。
没两天，郑观应就来告诉李谕，可以去总督府见两广总督岑春煊。
实际上按照清朝的官制，两广地区最高长官应该是广州将军，地位要比两广总督高。
只不过自从鸦片战争后，八旗军腐朽的战斗力暴露无遗，承载的官方秩序也随之分崩离析，广州将军地位日衰。到了二十世纪初，已经完全无法和两广总督相提并论。
郑观应带着李谕和谢煜希进入总督府。
“岑大人好！”
岑春煊看到李谕剪了发却有点不满：“帝师怎么像个洋人？”
郑观应替他圆道：“帝师如今是英吉利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地位超然，为了适应英国皇家学会的要求，以及参与国际科研，自然各方面都要像个洋人。”
岑春煊半信半疑：“不剪发不能做学问？”
李谕搬出来和岑春煊关系很好的李提摩太：“制台一定见过李提摩太主教，就像他那样。”
岑春煊这人对清廷还是非常忠诚的，他一直感念慈禧的“知遇之恩”，于是说道：“你可不是革命党吧？”
广东现在的革命党确实太常见，剪发是个标志性动作。
李谕说：“我只是为了办教育而来，如果我是革命党，怎么还能给皇帝上西学课程。”
岑春煊想了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毕竟老佛爷都没说什么，他也就不需多过问。
“我听郑大人说，你要一片地办学，这是好事，我自是同意，但这片地未免也太大了吧？”
李谕解释说：“我想要办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学校，这样才能惠及更多百姓，也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人才。”
岑春煊说：“需要一百多亩？”
李谕说：“国外的学校有此规模的十分常见，因为办学所用设施较多，并非只是在课堂上读书。”
“真是这样？”岑春煊又问。
李谕说：“不信大人可以问这位来自美国的谢女士。”
谢煜希说：“堂上尊敬的大人，的确如此，新式的学堂教授科目很多，也会有体育课程，占地必然大。”
“体育？”岑春煊道，“我可犯湖涂了，你到底是办文校还是办武校？”
谢煜希说：“在西式学堂中，学生要进行身体锻炼，如此才能均衡发展。”
岑春煊说：“原来新学堂是这么办的。正好你从美国来，办出来做个表率，本督也好继续推行。”
李谕连忙赞道：“制台大人心系教育，是为利国利民之举。”
岑春煊说：“本督在山西之时也曾办过学，知道利害，但想来如果只办大学堂，而没有新式小学堂，就只能把大学堂当小学堂来教课，不太合适。”
李谕道：“正是有此顾虑，我才要把小学堂规模做得大一些，如此才能提供生源。”
岑春煊说：“既如此，本督也就没理由再拒绝，但你可要记住，如果宣讲革命，我可不会置若罔闻。”
李谕无奈道：“制台大人，并非学习新学就会变成革命党，这是两码事。”
岑春煊说：“如此最好。”
广州现在没有租界，地价要比上海、天津低不少，而且那片位置没怎么开发，每亩仅仅50两。
算起来一共130亩，共6500两，岑春煊这人又不收好处费，所以相当便宜了。
如果是找广州的当地官员，恐怕好处费就是地价的两倍不止。
有了两广总督府的章，后面的事情办起来好说多了，李谕和谢煜希虽并不擅长与官场打交道，但郑观应是当过官的，能够操办这些事情。
李谕也明白关窍，给了郑观应一些银子作为活动经费，好在现在岑春煊反腐力度很大，花不了太多。
郑观应还找来了一人专门协助李谕办理学校相关事宜。
这人叫做丘逢甲，是个着名的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教育家。
当初甲午战败后，一纸《马关条约》不仅赔款，还将宝岛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坚决不接受，在岛上组织力量反抗。
不过没了清廷支持，他们终究寡不敌众，兵败内独。
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内心的愤恨：“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暗然。”
说的就是宰相李鸿章有权能割地。
但实际上李鸿章也是个棋子。
丘逢甲回到广州后开始着力于教育事业，最开始在汕头，今年刚刚来到广州。
岑春煊作为两广总督，敬重他当初保台的事迹，三年后会将他提拔为两广学务处视学及广州府中学堂监督，这是个新职位，实际上就是掌管两广地区的新学堂相关事务。
丘逢甲对李谕相当敬仰，他可是和日本人打过仗的，明白日本的强大，而且也知道日本曾经是个落后国家，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立宪与教育。
立宪这种事就没法说，清廷到灭亡的前一天都下不了决心，也就不指望了。
但是教育却还有可为，尤其是涉及到新学的内容。
按照现在大部分人的估算，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教育成长起来后，才能和日本抗衡。至于欧美列强，还不在思考范围之内。
或者说，大部分人现在觉得列强们强大到无法想象、不可战胜。
但是身边的日本国嘛，以前就是个附属国、东瀛小国。即便现在日本强大，清廷派留学生去学习，许多制度也在学习日本国，不过心中还是不太服气，尤其是士人阶层。
当然去过日本国的人，如张謇等，对于二者实力的差距认识就清醒许多，也理智许多。
李谕没想到郑观应直接找来这么个得力之人，此后如果他不在广州城，有丘逢甲主持校务，想必也是个很好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