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九章 失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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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中国和日本恢复和平的局面，汪兆铭一直做着最大的努力，就如同一个爱国的新时代**文人一样，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无论爱国的方式对或者不对，但首先汪兆铭热爱祖国的心意，确实是没有半点虚假。
就在今日，搭载和谈队伍的客轮秘密抵达了上海，只在这里做短暂停留，真正的目的地是山东青岛。
目前的上海已经被华联牢牢掌握在手中，但悬挂着荷兰国旗的商船，还是可以在这里的港口靠岸。
海军巡逻队乘坐着快艇，在离港口还有三十海里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艘在荷兰注册的客船。因为不是军舰，也没有运送任何违禁物资，所以也没有多做留难。
汪兆铭站在船首默默地看着这里的情景，黯然神伤，海风打湿了他的眼角，为俊逸的脸庞添上了几笔淡淡的哀愁。
两年以前，**党还是这里的主宰者，上海的繁华与绚烂，让他依依不舍。
见汪兆铭黯然神伤的模样，犬养健也拿着一杯红酒走了过来，两人同样穿着西装，文质彬彬。
将高脚水晶杯递给了汪兆铭之后，犬养健转身趴在了扶手前，眸光望向远方的天际，嘴里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汪先生，中日两国陷入如今这个局面，实在是有着太多的误会和遗憾。”
听了这话，汪兆铭也有一样的心思，他的目光焦点同样是放在了无垠的海面之上，头也不回地对犬养健说道：“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没有多说，而是直接就关键点开始提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兆铭皱了皱眉，才细声谈起：“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
怕犬养健误会了自己的立场，他还对具体细节进行了补充说明：“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犬养健听得出汪兆铭的担心，他自己何尝不是受困于国内的政治漩涡呢，连承诺都不敢请予，只能苦笑着回答：“汪先生固然是爱国的**家，我何尝不是，但这种爱，国家里的民众未必会接受，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情况其实都是如此。”
面对这种惨痛的事实，汪兆铭不得不再次感慨：“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
这样的话语是无比苦涩的，因为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
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
由于这些缘故，在和平运动的征途上，汪兆铭和犬养健都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
但为了彼此的国家，以及亚洲局势的稳定，两人都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他们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和谈者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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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在胜利结束的时候，对于爱国秉持不同理念的人，才能与昔日的同胞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负责和谈事物的日方另一位代表影佐祯昭，就被这样的一番话所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兆铭最高级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管怎样，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
日本对中国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197年1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8年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兆铭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对方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兆铭建立政府的这个设想。
199年5月6日，汪兆铭在山东济南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兆铭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予汪兆铭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政府以及“迁都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迁都”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合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9年5月1日，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
日方尽管对汪兆铭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
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兆铭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兆铭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兆铭提出在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上，平沼先是说除了此事的起因：“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兆铭建立新政府。
19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共有五点。
一是中央政府由汪兆铭、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兆铭主政。二是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
三是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是关于**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红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兆铭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和谈也陷入了困境，双方都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
6月10日，汪兆铭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板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板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兆铭在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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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军方背景的板垣态度强硬：“难道除了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
就是这一点，汪兆铭与日本军部有着巨大的分歧。
虽然处于弱势，但汪兆铭不是弱智，他对于这种事情，当然是极力反对：“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
板垣见汪兆铭态度强硬，便换了一个角度谈论：“华北已经有了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
汪兆铭温和的笑了笑：“我们不说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迁都北京。因为北洋军政府时期，原本的首都就在北京，现在的重庆都只是被称为陪都。迁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北京。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的临时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板垣听后，无法直接驳斥，只好拿着这个观点来反论：“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
汪兆铭也是不甘就此放弃，他继续据此反论：“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这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
最后板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兆铭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兆铭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
平沼内阁对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兆铭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他在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事情非常不顺，汪兆铭以及参与和谈的一众随行人员，心情都是抑郁。
一直以来，队伍中最为沉默寡言的就是刘申，他的身份本就尴尬，也不愿插手这种容易身败名裂的政治事务。但他还是在这时站了出来：“汪先生，日本不可撤兵，和谈就成了泡影。更何况是要在日本的占领区内建立政府，先生就不怕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刘申这话问得尖锐，但同样也是实在话。作为本次和谈队伍中唯一的民间人士，他只是一个到处兜售“死亡”的军火商人，的确与此事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但是一年多相处下来，刘申早已被汪兆铭的人品、才学和气度所折服，看到事情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心中也有不忍。
汪兆铭知道刘申的真正身份，虽然不是官身，但作为有着华联深厚政治背景的武器供应商，刘申的背景和实力都让人不敢轻视。汪兆铭温声笑着：“中国现在出了这么多抗战的‘英雄’，流血的却大多是无辜百姓，总有人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汪兆铭的学识智慧，都是上上之选，哪里不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就算真要做汉奸，汪兆铭又能得到什么？
刘申听了之后，垂首不语，他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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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站在国家和政权的立场上，无论是**党还是华联，都不可能同意并且支持这种“媚日”的举动。和谈就是卖国，这是所有人都认定的一个标杆，站在大后方，自然能够慷慨激昂。
但是站在汪兆铭的立场，站在数亿沦陷区民众的立场，这种冷酷的爱国理念，是否就是正义呢？
日军占领了偌大一个中国，一开始是实行简单粗暴的军事管理，甚至发生过底层士兵和军官的失控，出现了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恶劣行径。
汪兆铭希望成立伪政府，也是为了将日本的“军管”转化成本土文官的“政管”。这样做未必能拯救中国，但是客观事实上，至少能够遏制日军在占领区内对中国百姓的直接迫害，保护了数亿百姓的生存权力。
即使这些百姓不会感恩，甚至内心还会咒骂汪兆铭等人为狗腿子，但他们还是不惜此身。
刘申继续说起：“过去就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兆铭听后，宽声一笑：“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刘申还是为汪兆铭感到惋惜，虽然彼此对爱国的理念不同，但他还是敬服于汪兆铭的胸襟：“不过我对於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
汪兆铭则不以为意的摇了摇脑袋：“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唉，汪先生既然主意已定，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就此预祝先生得偿所愿。”摆了摆手，刘申便起身告辞，临出门之前，脸上还满是惋惜的神情。
在这件事情上，刘申也是知情者，华联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不过这也是无奈，欲成霸业，本就不可能不考虑周详。牺牲别人，始终都是最好的办法，至少到目前而言，情况也还在华联的掌控之中。
与日本政友会的暗中联络也非常顺利，但是在彻底击垮日本陆军的主力之前，这种关系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政治无论如何变幻莫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军事力量上面，拳头够大够硬的人，才有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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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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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中国和日本恢复和平的局面，汪兆铭一直做着最大的努力，就如同一个爱国的新时代**文人一样，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无论爱国的方式对或者不对，但首先汪兆铭热爱祖国的心意，确实是没有半点虚假。
就在今日，搭载和谈队伍的客轮秘密抵达了上海，只在这里做短暂停留，真正的目的地是山东青岛。
目前的上海已经被华联牢牢掌握在手中，但悬挂着荷兰国旗的商船，还是可以在这里的港口靠岸。
海军巡逻队乘坐着快艇，在离港口还有三十海里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艘在荷兰注册的客船。因为不是军舰，也没有运送任何违禁物资，所以也没有多做留难。
汪兆铭站在船首默默地看着这里的情景，黯然神伤，海风打湿了他的眼角，为俊逸的脸庞添上了几笔淡淡的哀愁。
两年以前，**党还是这里的主宰者，上海的繁华与绚烂，让他依依不舍。
见汪兆铭黯然神伤的模样，犬养健也拿着一杯红酒走了过来，两人同样穿着西装，文质彬彬。
将高脚水晶杯递给了汪兆铭之后，犬养健转身趴在了扶手前，眸光望向远方的天际，嘴里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汪先生，中日两国陷入如今这个局面，实在是有着太多的误会和遗憾。”
听了这话，汪兆铭也有一样的心思，他的目光焦点同样是放在了无垠的海面之上，头也不回地对犬养健说道：“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没有多说，而是直接就关键点开始提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兆铭皱了皱眉，才细声谈起：“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
怕犬养健误会了自己的立场，他还对具体细节进行了补充说明：“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犬养健听得出汪兆铭的担心，他自己何尝不是受困于国内的政治漩涡呢，连承诺都不敢请予，只能苦笑着回答：“汪先生固然是爱国的**家，我何尝不是，但这种爱，国家里的民众未必会接受，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情况其实都是如此。”
面对这种惨痛的事实，汪兆铭不得不再次感慨：“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
这样的话语是无比苦涩的，因为与之相比，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
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
由于这些缘故，在和平运动的征途上，汪兆铭和犬养健都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
但为了彼此的国家，以及亚洲局势的稳定，两人都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他们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和谈者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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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在胜利结束的时候，对于爱国秉持不同理念的人，才能与昔日的同胞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负责和谈事物的日方另一位代表影佐祯昭，就被这样的一番话所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兆铭最高级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管怎样，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
日本对中国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197年1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8年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兆铭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对方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兆铭建立政府的这个设想。
199年5月6日，汪兆铭在山东济南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
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兆铭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予汪兆铭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政府以及“迁都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迁都”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合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9年5月1日，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
日方尽管对汪兆铭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
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兆铭被安排住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兆铭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兆铭提出在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上，平沼先是说除了此事的起因：“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兆铭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兆铭建立新政府。
19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共有五点。
一是中央政府由汪兆铭、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兆铭主政。二是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
三是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是关于**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红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
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兆铭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和谈也陷入了困境，双方都在关键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
6月10日，汪兆铭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板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板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兆铭在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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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军方背景的板垣态度强硬：“难道除了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占领区以外。”
就是这一点，汪兆铭与日本军部有着巨大的分歧。
虽然处于弱势，但汪兆铭不是弱智，他对于这种事情，当然是极力反对：“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都南京的决定。”
板垣见汪兆铭态度强硬，便换了一个角度谈论：“华北已经有了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好办法。”
汪兆铭温和的笑了笑：“我们不说在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迁都北京。因为北洋军政府时期，原本的首都就在北京，现在的重庆都只是被称为陪都。迁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北京。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北平的临时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板垣听后，无法直接驳斥，只好拿着这个观点来反论：“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政府经过与汪先生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
汪兆铭也是不甘就此放弃，他继续据此反论：“阁下的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这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
最后板垣作出一些让步，说只要汪兆铭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兆铭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在日军占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
平沼内阁对汪兆铭的建立政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兆铭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他在回国后，曾走访王克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但王、梁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兆铭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又濒临死路。
事情非常不顺，汪兆铭以及参与和谈的一众随行人员，心情都是抑郁。
一直以来，队伍中最为沉默寡言的就是刘申，他的身份本就尴尬，也不愿插手这种容易身败名裂的政治事务。但他还是在这时站了出来：“汪先生，日本不可撤兵，和谈就成了泡影。更何况是要在日本的占领区内建立政府，先生就不怕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刘申这话问得尖锐，但同样也是实在话。作为本次和谈队伍中唯一的民间人士，他只是一个到处兜售“死亡”的军火商人，的确与此事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但是一年多相处下来，刘申早已被汪兆铭的人品、才学和气度所折服，看到事情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心中也有不忍。
汪兆铭知道刘申的真正身份，虽然不是官身，但作为有着华联深厚政治背景的武器供应商，刘申的背景和实力都让人不敢轻视。汪兆铭温声笑着：“中国现在出了这么多抗战的‘英雄’，流血的却大多是无辜百姓，总有人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汪兆铭的学识智慧，都是上上之选，哪里不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就算真要做汉奸，汪兆铭又能得到什么？
刘申听了之后，垂首不语，他能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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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站在国家和政权的立场上，无论是**党还是华联，都不可能同意并且支持这种“媚日”的举动。和谈就是卖国，这是所有人都认定的一个标杆，站在大后方，自然能够慷慨激昂。
但是站在汪兆铭的立场，站在数亿沦陷区民众的立场，这种冷酷的爱国理念，是否就是正义呢？
日军占领了偌大一个中国，一开始是实行简单粗暴的军事管理，甚至发生过底层士兵和军官的失控，出现了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恶劣行径。
汪兆铭希望成立伪政府，也是为了将日本的“军管”转化成本土文官的“政管”。这样做未必能拯救中国，但是客观事实上，至少能够遏制日军在占领区内对中国百姓的直接迫害，保护了数亿百姓的生存权力。
即使这些百姓不会感恩，甚至内心还会咒骂汪兆铭等人为狗腿子，但他们还是不惜此身。
刘申继续说起：“过去就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兆铭听后，宽声一笑：“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刘申还是为汪兆铭感到惋惜，虽然彼此对爱国的理念不同，但他还是敬服于汪兆铭的胸襟：“不过我对於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
汪兆铭则不以为意的摇了摇脑袋：“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唉，汪先生既然主意已定，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就此预祝先生得偿所愿。”摆了摆手，刘申便起身告辞，临出门之前，脸上还满是惋惜的神情。
在这件事情上，刘申也是知情者，华联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不过这也是无奈，欲成霸业，本就不可能不考虑周详。牺牲别人，始终都是最好的办法，至少到目前而言，情况也还在华联的掌控之中。
与日本政友会的暗中联络也非常顺利，但是在彻底击垮日本陆军的主力之前，这种关系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政治无论如何变幻莫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军事力量上面，拳头够大够硬的人，才有道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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