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二 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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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元启语气变得相当沉重，他缓缓接着道：“训练至今，我记得是有三个兄弟在训练中不慎身死。他们被追赠为烈士，神主入我军公祭的英烈祠堂，下葬等一切费用都按战死来算，抚恤也是和战场阵亡一样，其家人遗族我们也会如战死军人一样照顾。朱兄不必皱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军成立不久，其后可能要面对万人甚至数万人规模的激战，对抗的是最为残暴凶恶的流寇。此辈穷凶极恶，过处都是赤地千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又和官兵交战多年，论战斗的经验和意志，还有军中的残暴气息远胜我军十倍百倍。我们的时间不多，瑞皇上殉国大行，流寇得了京师后理顺北方诸事就必定会南下，到时候我大河卫身处淮安重地，自古守江必守淮，不管是为了保我们这一方平安还是替朝廷守住淮安时间都是不多。此时训练受这么点伤和死上几个弟兄都不成，那么我拉着三千多弟兄去对抗流寇，敌人有过万或数万人，可能咱们的人得死上几十几百乃至过千人，若训练不精甚至全军覆没，朱兄，那时候又该如何说？我是要尽量做到甲坚兵利，将士们身上的铠甲和兵器必要求厚求精，我不能带着赤手空拳的将士上战场，但平时训练，我也会叫他们流尽身上最后一滴汗，甚至辛苦危险不下于战场……朱兄，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啊，只能这样苛待将士了。”
朱万春听的悚然动容，半响过后才长揖道：“元启，是我想左了，原来就是这般，大家都是情非得已。”
崇祯死后，倒是在一时间激起了民间的愤慨之心，虽然对官绅士大夫来说，崇祯之死反而是叫他们放下心防，此时不再将李自成当成纯粹的流寇，而是视为新朝之主。
一朝灭，一朝兴，李自成从流寇头子到打进京师称帝，必定会有过人之处。
从崇祯十七年起，开始陆续有正经进士出身的文官投降李自成，到李自成进京时，南逃的官员并没有几个，殉国的多半是太监和勋贵，文官就没有几个。
在十七年前，殉国的反而是文官为多，不管是城池被攻陷时自杀，或是被俘后不屈被杀，反正投降的文官从大吏到普通的州县官员是一个也没有。
人都是怕死的，但是考虑到家人和家族之后，再怕死的人也会考虑到自己投降后家族和妻儿的下场会如何。
在十七年之前没有人相信李自成为成功，到十四年前后，张献忠投降归附，罗汝才投降，革左五营分散逃到大别山脉深入，李自成在潼关中伏，老营兵被打散的只剩下千多人，被迫躲到商洛山里。
大明没有一个州县失陷，也没有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员投降附逆。
不光光是一个骨气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问题。
从贼附逆，家人和家族都受连累，同时自己在史书上也落个臭名声，人生艰难惟有一死，但必要之时，也就只能一死了。
所以在松锦
之役时，大军失败洪承畴失陷军中，崇祯直接给这位大臣上了祭词，追赠谥号，因为在洪承畴之前的所有文官大吏，甚至是高级武将选择投降的都没有多少。辽镇投降的将领多半是守备到游击级别，官职不大，在辽东地方和女真打交道又多，惜死投降或是投机女真，觉得女真最差也能割据辽东百年，所以才选择降顺。
而从袁应泰这个辽东经略，到高阳城中抗清不屈而死的孙承宗，大明文官就没有一个选择投降的，不管是东虏还是流寇，文官的选择便是力战不屈，殉国尽忠，以守臣节。
倒是在京师陷落崇祯殉国后，文官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从道义上和实际上来说几乎所有的官绅士大夫阶层都认可了大明亡国的事实，这也就是京师文官多半投降的原因所在。
这个时候，闵元启若是说在练兵等着打东虏，荒唐不说还容易动摇士气。
东虏几十年屡战大明官兵，每战杀伤甚多，知名的文官大吏和总兵级别的将领在辽东不知道死了多少，东虏在大明民间已经成了不可敌的代言词。
到了崇祯十七年时，清军又先后五次入关，抢掠杀伤影响半个中国，大明官兵除了早期卢象升打了一场，后来在四城之战打败了阿敏之外，剩下的四次表现是一次不如一次，甚至清军能在山东放马半年，在大明核心腹地悠闲放牧，直到秋高马肥才悠然带着抢掠的财富和丁口回关外，简直就是丢脸丢到姥姥家。
第五次清军入关，兵锋已经抵南直隶，后来有人说是史可法防御森严，清军有所忌惮才没有继续南下，其实按闵元启现在的想法，多半是清军畏惧南直隶地方水网密布江河纵横，加上当时天热起来了，清军惧热，加上对南方地形不熟，当时又没有混元一宇征战建立政权的需求，所以清军一触即回，和史可法的布置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
真有必要的时候清军还是会选择不断南下，多铎从北京出来先打到河南，再从河南南下到徐州淮安，下扬州渡江至南京，再打到杭州，不一样是水网密布和闷热天气？只是那时候他们已经入关，具备了建立全国政权的条件而已。
这帮通古斯人其实是把华夏给研究透了，不管是一定要剃发和留辫，对儒学的保留，对北方官员的器重和南方官员士绅的打压，以及对投降明军将领的利诱和利用。
利用完了就当夜壶一抛，然后再利诱新人。
对三顺王先重用，到康熙时期就断然撤藩。
在政治上，这些野人真的是涮卷涮到了满分。
闵元启早前认为剃发令是多尔衮昏了头，后来才逐渐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从皇太极时代就有汉官和满洲贵族建议从汉俗，北魏孝文帝就是一个例子，从汉俗建立一个庞大帝国，似乎是不错的选择。
皇太极断然拒绝，甚至还再三强调，满洲旧俗不可更易，后世子孙也绝不
可放弃。
到多尔衮入关，局面顺利之时推行剃发令，可能是时机偏早，但这个政策是满清的国策，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更改。
这些野人比他们的前辈更有自信，是要汉人从胡俗，以满制汉，以满压汉，是要打断汉人的脊梁骨，断其风俗传承，以汉服满，他们要的是这样的满汉一家，而不是汉满一家。
再利用文字狱来断明末开放的学术氛围，再关闭海疆，断绝对外贸易往来，其后的二百多年果然就是一潭死水，这样的统治对殖民政权来说当然是异常成功，虽然起义不断，但都未能动摇其统治根基，甚至后来被巨舰重炮轰开国门，其又能用买洋枪洋炮和借洋债的方式来续命，若不是后来皇室过于贪婪，成立皇族内阁后断了汉人士大夫的念想，怕是能成功再转为君主立宪，中国的命运仍然为一个小小异族所掌控。
对这样的敌人，闵元启是再怎么小心也不过份。
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还是要把流寇给提出来，崇祯刚死之时还是颇令天下军民百姓愤慨，连清军入关都是用的替崇祯吊丧伐罪兴义师报仇的借口，闵元启此时不拿流寇做文章，总不能说是要防着清军南下？
若是叫眼前这些新军将士知道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八旗兵，怕是直接士气归零，大股逃兵怕都难以避免。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满洲八旗的赫赫凶名已经竖立了好几十年，短时期内是打不破的。
甚至那些附庸明军，在打着大明旗号时就是鱼腩，剃了发留了辫子就仿佛开了光一样，清军打下荆襄就止步，另一支打到杭州停步，其后真满洲留在南方的不过一万多人，还分驻若干战略要地，能用在一线作战的兵力相当之少。
南明诺大地盘，几千里江山可都是附庸明军打下来的，最得力的就是三顺王加李成栋金声恒之流，其后又因为清廷封赏不公而起义反正，对南明军他们打的极为漂亮，一遇到讨伐他们的清军，这些家伙又立刻暴露出弱鸡本色，三下五除二的就被讨平征服，毫无他们打南明军时的凶残暴戾。
由此可见满洲兵对明朝军民百姓的威慑力和其实际的恐怖战力，整个南明史打赢真满洲的记录并不算多，最光彩的当然是李定国创造的两蹶名王的战例，这位大明晋王也由此进入名将之林，甚至由于其身上悲剧性的末世英雄的色彩，令后人阅读起他的事例之时更多的感觉不是振奋而是扼腕叹息……
如果说闵元启在此之前想的是跑路南洋，或是当一个郑成功般的人物，现在他更想做的是中流砥柱般的李定国。
当然了，不要如李定国般的悲剧收场……
此时沈永停了脚步，指指前方人头攒动的工坊，沉声道：“这里便是钻铳管的所在了。”
听到了闵元启的话之后，沈永的神色也相当激动，但沮丧之意也是更加明显了。
闵元启语气变得相当沉重，他缓缓接着道：“训练至今，我记得是有三个兄弟在训练中不慎身死。他们被追赠为烈士，神主入我军公祭的英烈祠堂，下葬等一切费用都按战死来算，抚恤也是和战场阵亡一样，其家人遗族我们也会如战死军人一样照顾。朱兄不必皱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军成立不久，其后可能要面对万人甚至数万人规模的激战，对抗的是最为残暴凶恶的流寇。此辈穷凶极恶，过处都是赤地千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又和官兵交战多年，论战斗的经验和意志，还有军中的残暴气息远胜我军十倍百倍。我们的时间不多，瑞皇上殉国大行，流寇得了京师后理顺北方诸事就必定会南下，到时候我大河卫身处淮安重地，自古守江必守淮，不管是为了保我们这一方平安还是替朝廷守住淮安时间都是不多。此时训练受这么点伤和死上几个弟兄都不成，那么我拉着三千多弟兄去对抗流寇，敌人有过万或数万人，可能咱们的人得死上几十几百乃至过千人，若训练不精甚至全军覆没，朱兄，那时候又该如何说？我是要尽量做到甲坚兵利，将士们身上的铠甲和兵器必要求厚求精，我不能带着赤手空拳的将士上战场，但平时训练，我也会叫他们流尽身上最后一滴汗，甚至辛苦危险不下于战场……朱兄，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啊，只能这样苛待将士了。”
朱万春听的悚然动容，半响过后才长揖道：“元启，是我想左了，原来就是这般，大家都是情非得已。”
崇祯死后，倒是在一时间激起了民间的愤慨之心，虽然对官绅士大夫来说，崇祯之死反而是叫他们放下心防，此时不再将李自成当成纯粹的流寇，而是视为新朝之主。
一朝灭，一朝兴，李自成从流寇头子到打进京师称帝，必定会有过人之处。
从崇祯十七年起，开始陆续有正经进士出身的文官投降李自成，到李自成进京时，南逃的官员并没有几个，殉国的多半是太监和勋贵，文官就没有几个。
在十七年前，殉国的反而是文官为多，不管是城池被攻陷时自杀，或是被俘后不屈被杀，反正投降的文官从大吏到普通的州县官员是一个也没有。
人都是怕死的，但是考虑到家人和家族之后，再怕死的人也会考虑到自己投降后家族和妻儿的下场会如何。
在十七年之前没有人相信李自成为成功，到十四年前后，张献忠投降归附，罗汝才投降，革左五营分散逃到大别山脉深入，李自成在潼关中伏，老营兵被打散的只剩下千多人，被迫躲到商洛山里。
大明没有一个州县失陷，也没有一个进士出身的官员投降附逆。
不光光是一个骨气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问题。
从贼附逆，家人和家族都受连累，同时自己在史书上也落个臭名声，人生艰难惟有一死，但必要之时，也就只能一死了。
所以在松锦
之役时，大军失败洪承畴失陷军中，崇祯直接给这位大臣上了祭词，追赠谥号，因为在洪承畴之前的所有文官大吏，甚至是高级武将选择投降的都没有多少。辽镇投降的将领多半是守备到游击级别，官职不大，在辽东地方和女真打交道又多，惜死投降或是投机女真，觉得女真最差也能割据辽东百年，所以才选择降顺。
而从袁应泰这个辽东经略，到高阳城中抗清不屈而死的孙承宗，大明文官就没有一个选择投降的，不管是东虏还是流寇，文官的选择便是力战不屈，殉国尽忠，以守臣节。
倒是在京师陷落崇祯殉国后，文官身上的枷锁被打开了，从道义上和实际上来说几乎所有的官绅士大夫阶层都认可了大明亡国的事实，这也就是京师文官多半投降的原因所在。
这个时候，闵元启若是说在练兵等着打东虏，荒唐不说还容易动摇士气。
东虏几十年屡战大明官兵，每战杀伤甚多，知名的文官大吏和总兵级别的将领在辽东不知道死了多少，东虏在大明民间已经成了不可敌的代言词。
到了崇祯十七年时，清军又先后五次入关，抢掠杀伤影响半个中国，大明官兵除了早期卢象升打了一场，后来在四城之战打败了阿敏之外，剩下的四次表现是一次不如一次，甚至清军能在山东放马半年，在大明核心腹地悠闲放牧，直到秋高马肥才悠然带着抢掠的财富和丁口回关外，简直就是丢脸丢到姥姥家。
第五次清军入关，兵锋已经抵南直隶，后来有人说是史可法防御森严，清军有所忌惮才没有继续南下，其实按闵元启现在的想法，多半是清军畏惧南直隶地方水网密布江河纵横，加上当时天热起来了，清军惧热，加上对南方地形不熟，当时又没有混元一宇征战建立政权的需求，所以清军一触即回，和史可法的布置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
真有必要的时候清军还是会选择不断南下，多铎从北京出来先打到河南，再从河南南下到徐州淮安，下扬州渡江至南京，再打到杭州，不一样是水网密布和闷热天气？只是那时候他们已经入关，具备了建立全国政权的条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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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敌人，闵元启是再怎么小心也不过份。
现在这个时期，当然还是要把流寇给提出来，崇祯刚死之时还是颇令天下军民百姓愤慨，连清军入关都是用的替崇祯吊丧伐罪兴义师报仇的借口，闵元启此时不拿流寇做文章，总不能说是要防着清军南下？
若是叫眼前这些新军将士知道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八旗兵，怕是直接士气归零，大股逃兵怕都难以避免。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满洲八旗的赫赫凶名已经竖立了好几十年，短时期内是打不破的。
甚至那些附庸明军，在打着大明旗号时就是鱼腩，剃了发留了辫子就仿佛开了光一样，清军打下荆襄就止步，另一支打到杭州停步，其后真满洲留在南方的不过一万多人，还分驻若干战略要地，能用在一线作战的兵力相当之少。
南明诺大地盘，几千里江山可都是附庸明军打下来的，最得力的就是三顺王加李成栋金声恒之流，其后又因为清廷封赏不公而起义反正，对南明军他们打的极为漂亮，一遇到讨伐他们的清军，这些家伙又立刻暴露出弱鸡本色，三下五除二的就被讨平征服，毫无他们打南明军时的凶残暴戾。
由此可见满洲兵对明朝军民百姓的威慑力和其实际的恐怖战力，整个南明史打赢真满洲的记录并不算多，最光彩的当然是李定国创造的两蹶名王的战例，这位大明晋王也由此进入名将之林，甚至由于其身上悲剧性的末世英雄的色彩，令后人阅读起他的事例之时更多的感觉不是振奋而是扼腕叹息……
如果说闵元启在此之前想的是跑路南洋，或是当一个郑成功般的人物，现在他更想做的是中流砥柱般的李定国。
当然了，不要如李定国般的悲剧收场……
此时沈永停了脚步，指指前方人头攒动的工坊，沉声道：“这里便是钻铳管的所在了。”
听到了闵元启的话之后，沈永的神色也相当激动，但沮丧之意也是更加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