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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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一段落。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
金圆券，是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金圆券的欺骗性和掠夺性之强，历史上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金圆券发行、流通和崩溃的全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为了了解金圆券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欺骗性和掠夺性表现在哪里?同时，也想引起加强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的必要性。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这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注定了必然要失败的命运。1948年上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连连失败，损失惨重，统治区日益缩小。政治上危机四伏，大有朝不保夕之势。
财政上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国内、国外负债累累，信用全失，举债无门，只有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差额，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整个工商业濒于破产的地步。农村凋敝不堪，整个社会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并不甘心于失败，遂作出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的决定。其目的:
一、把票面骤然缩小三百万分之一，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厌恶情绪;
二、定金圆券与法币的比率为一比三百万，等于发行更大面额的钞票，缓解一下现钞短缺的危机;
三、金、银、银元、外币禁止人民持有，并限期强行收兑，企图在逃离大陆前，彻底搜刮一次。
金圆券虽然规定有含金量，但是不能兑现，与法币无异，仍然是一个空头的价值符号。第一批发行的金圆券，就是库存中无法进入流通的小面额法币。金圆券的金属辅币除一分铜币外，其余都是旧铸法币的辅币，所谓之金圆不过是一场骗局。
金圆券的发行准备，名义上是五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是空的，同样也是一场骗局。通过金圆券发行，各阶层人民金、银、银币、外币损失约二亿美元，间接的经济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由于国民政府崩溃迅速，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才幸免于难。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将库存的金、银和发行准备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有黄金96万余两，白银69000余两，银币500余万元，外汇全部。
金圆券于1948年8月0日开始发行，8月日正式进入流通，七十多天后的11月11日，宣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其他三个办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金圆券贬值百分之八十，实质上就是宣告金圆政策的失败。
1949年月，市场上开始出现拒用金圆券，并迅速蔓延，4月份各地已普遍拒用(包括国营铁路、邮政、电业、交通运输、税务等部门)，代之以银元、外币、铜元以及米、棉布等实物，也就是金圆券在事实上已彻底垮台。
金圆券从发行到垮台，时间并不长，却在货币史上留下不能忘记的一幕。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溃边缘。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可能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在报上披露，一神秘人士于币制改革宣布前夕，连夜从南京乘车抵达上海，一个上午就向市场抛售1000万股永纱股票，照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获利高达一千六百多亿元。这条消息犹如重镑炸弹，引起轩然大波，各界沸腾，血本无归的股民们更是团团围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骂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眼看一场轩然大波就要发生。
国民政府监察院签发通知，派监委唐鸿烈、孙玉琳二委员火速赴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唐鸿烈、宋玉琳抵沪后，直奔京沪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眉头紧锁，在房中踱来踱去，一旁坐着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见唐、孙二人到来，蒋经国连忙把他们引入座，寒暄一番后，蒋经国单刀直入:"泄密案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这几天股市连续狂跌，情形极为严重，此案不破，金圆券改革难以继续执行下去，不知二位监委对此案有何眉目。"
唐鸿烈欠了欠身，极为自信地说道:"督导员，您不用太担心，这则消息最初来源于《大公报》，我们不妨首先从这里入手，追根溯源，说不定能查出蛛丝马迹……"
一旁的林崇墉打断唐鸿烈的话:"我和督导员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大公报》不肯合作，守口如瓶的话，我们有什么对策方法。”（未完待续）
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一段落。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
金圆券，是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金圆券的欺骗性和掠夺性之强，历史上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金圆券发行、流通和崩溃的全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为了了解金圆券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欺骗性和掠夺性表现在哪里?同时，也想引起加强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的必要性。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这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注定了必然要失败的命运。1948年上半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连连失败，损失惨重，统治区日益缩小。政治上危机四伏，大有朝不保夕之势。
财政上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国内、国外负债累累，信用全失，举债无门，只有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差额，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整个工商业濒于破产的地步。农村凋敝不堪，整个社会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并不甘心于失败，遂作出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的决定。其目的:
一、把票面骤然缩小三百万分之一，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厌恶情绪;
二、定金圆券与法币的比率为一比三百万，等于发行更大面额的钞票，缓解一下现钞短缺的危机;
三、金、银、银元、外币禁止人民持有，并限期强行收兑，企图在逃离大陆前，彻底搜刮一次。
金圆券虽然规定有含金量，但是不能兑现，与法币无异，仍然是一个空头的价值符号。第一批发行的金圆券，就是库存中无法进入流通的小面额法币。金圆券的金属辅币除一分铜币外，其余都是旧铸法币的辅币，所谓之金圆不过是一场骗局。
金圆券的发行准备，名义上是五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是空的，同样也是一场骗局。通过金圆券发行，各阶层人民金、银、银币、外币损失约二亿美元，间接的经济损失就无法计算了。
由于国民政府崩溃迅速，人民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才幸免于难。国民党逃离大陆前，将库存的金、银和发行准备秘密运往台湾，据不完全统计，有黄金96万余两，白银69000余两，银币500余万元，外汇全部。
金圆券于1948年8月0日开始发行，8月日正式进入流通，七十多天后的11月11日，宣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其他三个办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金圆券贬值百分之八十，实质上就是宣告金圆政策的失败。
1949年月，市场上开始出现拒用金圆券，并迅速蔓延，4月份各地已普遍拒用(包括国营铁路、邮政、电业、交通运输、税务等部门)，代之以银元、外币、铜元以及米、棉布等实物，也就是金圆券在事实上已彻底垮台。
金圆券从发行到垮台，时间并不长，却在货币史上留下不能忘记的一幕。
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空前跌落，迅速滑向崩溃边缘。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可能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推行币制改革方案，发行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在报上披露，一神秘人士于币制改革宣布前夕，连夜从南京乘车抵达上海，一个上午就向市场抛售1000万股永纱股票，照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获利高达一千六百多亿元。这条消息犹如重镑炸弹，引起轩然大波，各界沸腾，血本无归的股民们更是团团围住交易所和市政府，大骂社会黑暗，政府腐败，眼看一场轩然大波就要发生。
国民政府监察院签发通知，派监委唐鸿烈、孙玉琳二委员火速赴上海追查"隐名人"真相。唐鸿烈、宋玉琳抵沪后，直奔京沪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蒋经国办公室。蒋经国眉头紧锁，在房中踱来踱去，一旁坐着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林崇墉。见唐、孙二人到来，蒋经国连忙把他们引入座，寒暄一番后，蒋经国单刀直入:"泄密案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这几天股市连续狂跌，情形极为严重，此案不破，金圆券改革难以继续执行下去，不知二位监委对此案有何眉目。"
唐鸿烈欠了欠身，极为自信地说道:"督导员，您不用太担心，这则消息最初来源于《大公报》，我们不妨首先从这里入手，追根溯源，说不定能查出蛛丝马迹……"
一旁的林崇墉打断唐鸿烈的话:"我和督导员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大公报》不肯合作，守口如瓶的话，我们有什么对策方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