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电影《搜索》：批判网络现象的无力与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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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地气”已然成为广大中国电影观众乃至电影评论界用来形容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影片时，当代中国电影究竟能有多靠近所谓的“地气”？试图追求社会正义这一目标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相伴相生的，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时期，诸如《狂流》、《女性的呐喊》、《香草美人》这样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撕毁了社会光纤明亮的主流面具，将下层民众的生活、面对天灾**时的无助、女性的委屈一股脑地抛洒出来，可是即便面对这样的文本，后世的批评家们仍需要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电影运动后提出反帝反封建战斗创作任务得到了正确的实践”的角度寻获其历史意义。如果正义的标杆自有其倾斜，那我们如何能相信电影空间中存在着真正道德意义上的正义审判？有学者认为，电影能剥去我们社会化的面具，向我们及他人展现我们隐秘的灵魂，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置身照相机或摄影机前时会“摆姿势”，即戴面具，而我们最虚伪的面具就是微笑与庄重。如果从这样一个悲观的角度看去，电影这个机器基本是无法还原现实的，更不用提批判现实了。在面对现实世界时，电影尚无法提起批判的真正气力，那针对网络这样一个本身就极具化装舞会气质的场所，在人人都用虚拟代码交流的赛博空间中，在双重面具的面前，电影的批判是否会显得愈加无力呢？至少陈凯歌不这样认为，影片《搜索》就被寄予了批判网络现象与网络文化的厚望，在对被视为群氓文化最后的庇护所——网络进行批判的同时，《搜索》欲极尽能事地展现出一个“现实的、生动的故事，为世界展现出一个真实、‘活着’的中国。”本文将主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剖析影片《搜索》在批判网络文化现象上的无力与虚假性，并指向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综合体而非社会学调研报告存在，其在表征现实时拥有一套自身的操纵机制。
一、政治角力的可能：网络空间与电影空间
影片《搜索》直指当代中国人最关心的网络现象之一——网络“人肉搜索”的相关议题，女主角叶蓝秋因一段公交上不给老人让座并出口“侮辱”的视频传上网络而被网民们人肉搜索，最终在身患绝症与社会舆论双重压力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影片中其他骑墙的角色似乎在这之后就陷入了一种人性和理想的升华，开始做出符合观众道德标准的人生选择。影片实际上涉及两种空间，一个是文本中所描述或曰蜻蜓点水般扫过的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由匿名性／面具优势所带来的戾气与暴力行为令人不寒而栗，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亦令人瞠目结舌。影片费尽心思模拟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将大量镜头对准新闻网站、论坛、视频中的“网民留言”，这些留言并非针对事实的评论，而是针对事实的诅咒，网络的群氓面在此一览无遗。另一个则是电影本身所构成的空间，对于电影或摄影机而言，观众始终是一种“在场的缺席”，电影的拍摄会在预设观众在场的前提下进行理念架构与拍摄工作，正如影片导演陈凯歌所言：“我更关心的是，这部电影能否真正抓住观众。假设一开始就考虑电影要负载什么诉求，故事的生动性就会受到影响，毕竟电影归根到底是服务于观众的。”当然，导演不可能真的不在工作伊始就考虑电影的意义承载，正相反，从该片的宣传套路来看，他正是在影片规划时就定位了其批判现实的主题，这里导演其实是假设了他的诉求／电影的诉求能够与观众的诉求达成一致，毕竟中国商业电影中的“接地气”者不多，更别提接着批判网络现象的“地气”。
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体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Web2.0时代的网络可以说很好地实践了当代社会的公众交往转型，它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与传统的报纸杂志、协会团体等实体组织不同的是：网络在打造互动空间的同时也在竭尽全力地隐蔽自身，试图将信息接收者塑造为信息主体，由此它赋予了受众编写与选择的权力。在这个网络空间中，由于每个个体都拥有了多渠道的言说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能够以戴面具者的形象介入到一场规模庞大的话语权力拉锯战中，而网络的自我隐蔽更增强了个体的主体意识，以至于网民们能够为一件发生在千里之外的社会事件发声呐喊，无怪乎大多数人都认为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互动平台能够成为培养主人意识、公民意识的摇篮。网民的呐喊不是某种空头支票，而是可以转化成巨大的舆论压力的，进而对社会事件的结果产生直接干涉，影片中隐射的“我爸是李刚”、“郭美美”等真实事件莫不是受到了网络舆论的绝对影响，而“人肉搜索”则是这种舆论压力的极致体现，或者说是网民们进行舆论斗争的必备手段。
至于电影空间，它不存在网络的互动特性，看上去似乎是电影生产者将意识形态缝合起来打包贩售给观众，观众被动地接受着所有的信息。那么是否《搜索》的观众们都会因为观看了这部影片而想当然地认为网络是一个充满言语暴力和可怕影响的地方，事实显然没有这么悲观。文化研究认为，消费者／受众不是被动可怜的被欺骗者与被出售者，而是拥有创造文化的力量。所以即便电影竭力意欲将观众收编至那个“网络舆论可怕，死才能解脱”的世界，但在一个互联网率达到39.9％的国家，座上观众至少有2／5接触了网络（电影院一般位于城镇，此概率应该更高），观众会用自己上网经历形成的网络印象与电影中的进行匹配，以致完全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从而对电影贩售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这时电影空间就转变成了争夺意义生产权力的场域。更何况，影片《搜索》一边在建构着它所批判的世界，一边却在解构它，观众——网民的身份合体令批判网络现象的主题变得束手束脚，特别是对于一部希望盈利的主流商业电影而言，要犯忌讳地抽受众耳光令其惊醒是一件过于铤而走险的事。于是我们便在影片中看到了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这里有令人震惊的网络舆论压力，这里也有恰如其分的爱情、绝症与都市白领压力，后者显然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甚至能够减轻观众可能拿出自己的网民身份进而将自身视作同谋者的负罪感，所以最后究竟是谁杀死了女主角叶蓝秋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问题，可以是网络暴力及其实施者（观众——网民），也可以是罹患绝症的恐惧，还可以是叶蓝秋自己回避型的生活方式与处事态度。
二、电影机器的腹语术
意识形态许诺为每一个个人在自己的生存中所遭遇的问题提供（想象性）的解决——与其说是解决，不如说是一种合法性的阐释。一个成功地隐蔽起自身，并顺畅运作的意识形态，可以使每一个人在其中照见自己的主体形象并从中获得抚慰。让路易·鲍德里提出了“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概念，意指意识形态虽然在不断地言说和讲述，却以一种不言说、不强制的态度出现，有意隐蔽自身的运行机制。
电影作为一架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能够巧妙地在叙事层面将意识形态转换为大众化、通俗化的滥套，让观众沉浸其中甚至寻获到“自己”的故事，并因电影的结局而获得问题似乎解决的满足幻想。但意识形态有其裂缝，批评家的任务正在于指出这些裂缝与断层，把电影作为“症候”来解读，读出其“成分上的缺失”与“结构性的缺席”。在《搜索》中，无论是用最后的爱情来证明女主角人格的合理性，还是一直将女主角与外界、网络舆论隔离开，让观众“看清”她的真实生活，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诱导观众将政治问题情感化，而影片所承诺观众的对网络现象和社会现实的批判却在观众可能的泪眼婆娑中退居其次，直至不再提及，只留下一个当代人乐于接受的神话——爱证明一切。
1.爱情逻辑
爱情不是自然的本能冲动，而是被现代话语建构起来的，它受现代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爱情这个概念并不长久，至少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是如此，但就是在这段浅短的历史中，它已然被大众文化塑造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神话母题，其触角伸及每一种文本类型，特别是在影视作品中，爱情已超出其职权范围，它拥有了魔力，可以“解决”太多问题。在影片《搜索》中，发生在女主角叶蓝秋与女记者（叶蓝秋网络事件推手）男朋友杨守诚之间的感情本身就可以被视作一种报复性的安排，让观众在逐渐同情叶蓝秋的同时，获得惩罚“肇事者”的快感，尤其当这段感情被证明是“真爱”（剧情中杨守诚亲口向女朋友承认），且伴有一方死亡时。影片一直将女记者塑造成整个事件不自知的推动者，直到叶蓝秋选择结束生命，这个推动者就成了**裸的刽子手，是实施谋杀的主体，进而在“正义得到伸张”的过程中成为遭爱人离弃之人。当一个宣称要反映、批判网络现象的文本最终不能免俗地投奔向了三角恋爱故事，当施害者需要承受爱情意义上的伤害反馈而非政治／法律意义乃至道德良心上的谴责，对于曾经承诺的批判对象——网络大众与网络暴力会如何处理？
答案是没有处理。观众会在影片逐步将女主角塑造成爱情“圣女”的过程中得到情感升华，以致忽略这个问题，或者得到某种想象性的神谕——爱弥合一切。至于网络暴力现象，它成为无根之木、无由之果，在该故事中是一种自发的存在，是爱情的佐料和助推器。如何用电影的方式去理解和批评网络现象恰恰是这部影片没有甚至不想去解决的问题。
2.隔离逻辑
《搜索》中的另一个腹语术是将女主角与外界隔离，这样的隔离被塑造成一直伴随着叶蓝秋的一种状态。从影片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叶蓝秋不喜社交，而且面临着普通白领的工作压力（老板的举动、同事的排挤），再加上自身的回避型人格（在身患绝症与舆论压力的双重压力下也不会主动申诉），影片还为她在公交上对老人做出“要坐坐这儿”的无理回应给出了合法性解释——得知罹患绝症噩耗时的恐惧与震惊。公交车上的场景大量使用过度曝光和慢镜头就告诉了观众主角处在一种恍惚的、没有接收外界信息的境地。如果说主角真的有什么与外界舆论接触的时刻，就是在市郊别墅上网的那一次经历，主角被网络中的谩骂与中伤震惊，愤怒地合上了电脑，而在这之后，她依旧选择与相爱之人在远离人烟之地度过最后的日子。福柯在分析圆形监狱时认为，将监视者隔离起来，能够令被监视者产生监视无所不在的错觉，从而造成极权；而在传统时期，人们会将传染病患单独隔离起来，这样被隔离者成了极少数，握有权力的隔离者就有可能对这少数人产生同情。在影片《搜索》中，观众们正是在女主角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中认识了她，并最终由她的死引发了观众完全的情感认同，于是网络暴力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概念变得更加不那么令观众注目，女主角始终游移在网络舆论和社会大众之外，拉扯着生命中最后的爱人，在为自己的即将消逝唏嘘感慨，这样一来她的死更容易被解读成命运悲剧（绝症——救赎）或性格悲剧（孤傲——被误解），而很难被视作由网络暴力直接导致的现实性后果。
三、电影的操纵机制
对于意识形态批评而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在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探寻出一条解读电影文本的路径，即通过分析“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与文化变迁，把文本视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运作的政治神话。对于《搜索》这样一部讲述当下生活故事的文本，它所讲述的年代与它所处的年代是重合的，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探寻它所宣称的批判目的与价值理念背后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意义。
1.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
以微博为代表的中国网络新媒体营造了相对于传统媒体自由性更高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塑造意见领袖、增强舆论造势等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合力，这股合力甚至达到了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试比高的地步。但是，主流之所以为主流，正在于它诡谲的“接合”（斯图亚特·霍尔语）能力。在网络时代，统治者难以直接压制反抗的声音，而是需要给予反抗一定的空间，并做出退让的姿态让反抗者尝到甜头，从而让反抗陷入一种“捣乱—给糖—再捣乱—再给糖”的同一层次的循环中，无法触碰到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底线，现在的各大微博平台正处在这种被戏称为“网民搬板凳看热闹”的状态中。电影《搜索》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接合工具，观众无法从其中真正寻获对网络暴力的批判路径，那是社会学论题，影片难以做到，甚至不想做到。恰恰相反的是，电影想让观众暂时忘却这个问题，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部充满了各种拼贴滥套的想象性文本中，在爱的感召、死的震慑、情感的升华中，观众的困惑可能会一扫而光。而文本结构中一直缺席的却正是它所承诺的批判现实的意识与勇气。
2.电影面对网民化的观众：退缩
早在本片的宣传前期，片方就曾以女主角叶蓝秋的名义在其广告客户网站开设了账号名为“蓝秋绽放”的微博，制造出虚实交错的关系以营造银幕内外的意义交流空间。影片正是选择在一个它所要批判的地域（微博——网络群氓聚集地）与它所要批判的人群（网民——舆论暴徒）进行“交流”，因为显然这些它要批判的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步入影院去消费它的人。面对着已然网民化了的观众，电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直戳观者的良心？撇开在当代社会“良心”也有被消费的可能不谈，至少对于影片《搜索》来说，它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首先，前文中已经谈到，影片试图以女主角叶蓝秋的死震慑观众，而事实上她最后的生命旅程中并行着几个可能导致她选择自杀的因素，网络暴力难以被视作最核心的那一个。其次，对于网络暴力的施暴主体——网民，影片采取了十分明显的回避策略，单靠将镜头对准虚拟出来的网络留言无法说明问题，只会让观众认为网络暴力是没有来由的存在。而影片在选择暴力的代表者时，也有意避开网络媒介和网络民众，选取了一位电视台记者作为整个事件的推手，体现在银幕上的也更多的是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的推动作用。影片许诺批判网络现象与网络文化，却无法展现出网络众生相，甚至有意回避网民群体，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席上的网民”才能心安理得地消费它。
四、结论
《搜索》很难被归结成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在剧情设置上，它利用绝症与爱情并存的滥套、塑造自闭与待拯救的女主角来博得观众好感、激起观众情感共鸣，但对于它所一再承诺的揭示社会丑恶——更具体的是揭露以“人肉搜索”为代表的网络暴力行为的丑恶——却表现得难以令人信服。归根结底，《搜索》这样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化身，面对着网民化的观众，它无法做出敲击人心的举动，而只能拼贴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要素与情节，试图将观众锁在座位上完成消费行为，至于批判不批判，不过是“给糖”般的一套说辞罢了。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究竟能在批判现实的道路上走多远？在商品化、消费化的社会大环境中，或许与电影想要批判的网络空间的影响力相比，电影本身的批判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毕竟在裹挟着自身意识形态检查、主流意识形态审核、商业化创作方式、消费者期许等因素中，电影俨然已是一部部负荷累累的大众文化文本，对社会现象做出所谓的批判也已越来越难。
当“接地气”已然成为广大中国电影观众乃至电影评论界用来形容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影片时，当代中国电影究竟能有多靠近所谓的“地气”？试图追求社会正义这一目标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相伴相生的，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时期，诸如《狂流》、《女性的呐喊》、《香草美人》这样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撕毁了社会光纤明亮的主流面具，将下层民众的生活、面对天灾**时的无助、女性的委屈一股脑地抛洒出来，可是即便面对这样的文本，后世的批评家们仍需要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电影运动后提出反帝反封建战斗创作任务得到了正确的实践”的角度寻获其历史意义。如果正义的标杆自有其倾斜，那我们如何能相信电影空间中存在着真正道德意义上的正义审判？有学者认为，电影能剥去我们社会化的面具，向我们及他人展现我们隐秘的灵魂，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置身照相机或摄影机前时会“摆姿势”，即戴面具，而我们最虚伪的面具就是微笑与庄重。如果从这样一个悲观的角度看去，电影这个机器基本是无法还原现实的，更不用提批判现实了。在面对现实世界时，电影尚无法提起批判的真正气力，那针对网络这样一个本身就极具化装舞会气质的场所，在人人都用虚拟代码交流的赛博空间中，在双重面具的面前，电影的批判是否会显得愈加无力呢？至少陈凯歌不这样认为，影片《搜索》就被寄予了批判网络现象与网络文化的厚望，在对被视为群氓文化最后的庇护所——网络进行批判的同时，《搜索》欲极尽能事地展现出一个“现实的、生动的故事，为世界展现出一个真实、‘活着’的中国。”本文将主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剖析影片《搜索》在批判网络文化现象上的无力与虚假性，并指向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综合体而非社会学调研报告存在，其在表征现实时拥有一套自身的操纵机制。
一、政治角力的可能：网络空间与电影空间
影片《搜索》直指当代中国人最关心的网络现象之一——网络“人肉搜索”的相关议题，女主角叶蓝秋因一段公交上不给老人让座并出口“侮辱”的视频传上网络而被网民们人肉搜索，最终在身患绝症与社会舆论双重压力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影片中其他骑墙的角色似乎在这之后就陷入了一种人性和理想的升华，开始做出符合观众道德标准的人生选择。影片实际上涉及两种空间，一个是文本中所描述或曰蜻蜓点水般扫过的网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由匿名性／面具优势所带来的戾气与暴力行为令人不寒而栗，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亦令人瞠目结舌。影片费尽心思模拟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将大量镜头对准新闻网站、论坛、视频中的“网民留言”，这些留言并非针对事实的评论，而是针对事实的诅咒，网络的群氓面在此一览无遗。另一个则是电影本身所构成的空间，对于电影或摄影机而言，观众始终是一种“在场的缺席”，电影的拍摄会在预设观众在场的前提下进行理念架构与拍摄工作，正如影片导演陈凯歌所言：“我更关心的是，这部电影能否真正抓住观众。假设一开始就考虑电影要负载什么诉求，故事的生动性就会受到影响，毕竟电影归根到底是服务于观众的。”当然，导演不可能真的不在工作伊始就考虑电影的意义承载，正相反，从该片的宣传套路来看，他正是在影片规划时就定位了其批判现实的主题，这里导演其实是假设了他的诉求／电影的诉求能够与观众的诉求达成一致，毕竟中国商业电影中的“接地气”者不多，更别提接着批判网络现象的“地气”。
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体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Web2.0时代的网络可以说很好地实践了当代社会的公众交往转型，它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与传统的报纸杂志、协会团体等实体组织不同的是：网络在打造互动空间的同时也在竭尽全力地隐蔽自身，试图将信息接收者塑造为信息主体，由此它赋予了受众编写与选择的权力。在这个网络空间中，由于每个个体都拥有了多渠道的言说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能够以戴面具者的形象介入到一场规模庞大的话语权力拉锯战中，而网络的自我隐蔽更增强了个体的主体意识，以至于网民们能够为一件发生在千里之外的社会事件发声呐喊，无怪乎大多数人都认为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互动平台能够成为培养主人意识、公民意识的摇篮。网民的呐喊不是某种空头支票，而是可以转化成巨大的舆论压力的，进而对社会事件的结果产生直接干涉，影片中隐射的“我爸是李刚”、“郭美美”等真实事件莫不是受到了网络舆论的绝对影响，而“人肉搜索”则是这种舆论压力的极致体现，或者说是网民们进行舆论斗争的必备手段。
至于电影空间，它不存在网络的互动特性，看上去似乎是电影生产者将意识形态缝合起来打包贩售给观众，观众被动地接受着所有的信息。那么是否《搜索》的观众们都会因为观看了这部影片而想当然地认为网络是一个充满言语暴力和可怕影响的地方，事实显然没有这么悲观。文化研究认为，消费者／受众不是被动可怜的被欺骗者与被出售者，而是拥有创造文化的力量。所以即便电影竭力意欲将观众收编至那个“网络舆论可怕，死才能解脱”的世界，但在一个互联网率达到39.9％的国家，座上观众至少有2／5接触了网络（电影院一般位于城镇，此概率应该更高），观众会用自己上网经历形成的网络印象与电影中的进行匹配，以致完全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从而对电影贩售的意识形态进行抵抗，这时电影空间就转变成了争夺意义生产权力的场域。更何况，影片《搜索》一边在建构着它所批判的世界，一边却在解构它，观众——网民的身份合体令批判网络现象的主题变得束手束脚，特别是对于一部希望盈利的主流商业电影而言，要犯忌讳地抽受众耳光令其惊醒是一件过于铤而走险的事。于是我们便在影片中看到了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这里有令人震惊的网络舆论压力，这里也有恰如其分的爱情、绝症与都市白领压力，后者显然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甚至能够减轻观众可能拿出自己的网民身份进而将自身视作同谋者的负罪感，所以最后究竟是谁杀死了女主角叶蓝秋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问题，可以是网络暴力及其实施者（观众——网民），也可以是罹患绝症的恐惧，还可以是叶蓝秋自己回避型的生活方式与处事态度。
二、电影机器的腹语术
意识形态许诺为每一个个人在自己的生存中所遭遇的问题提供（想象性）的解决——与其说是解决，不如说是一种合法性的阐释。一个成功地隐蔽起自身，并顺畅运作的意识形态，可以使每一个人在其中照见自己的主体形象并从中获得抚慰。让路易·鲍德里提出了“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概念，意指意识形态虽然在不断地言说和讲述，却以一种不言说、不强制的态度出现，有意隐蔽自身的运行机制。
电影作为一架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能够巧妙地在叙事层面将意识形态转换为大众化、通俗化的滥套，让观众沉浸其中甚至寻获到“自己”的故事，并因电影的结局而获得问题似乎解决的满足幻想。但意识形态有其裂缝，批评家的任务正在于指出这些裂缝与断层，把电影作为“症候”来解读，读出其“成分上的缺失”与“结构性的缺席”。在《搜索》中，无论是用最后的爱情来证明女主角人格的合理性，还是一直将女主角与外界、网络舆论隔离开，让观众“看清”她的真实生活，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诱导观众将政治问题情感化，而影片所承诺观众的对网络现象和社会现实的批判却在观众可能的泪眼婆娑中退居其次，直至不再提及，只留下一个当代人乐于接受的神话——爱证明一切。
1.爱情逻辑
爱情不是自然的本能冲动，而是被现代话语建构起来的，它受现代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爱情这个概念并不长久，至少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是如此，但就是在这段浅短的历史中，它已然被大众文化塑造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神话母题，其触角伸及每一种文本类型，特别是在影视作品中，爱情已超出其职权范围，它拥有了魔力，可以“解决”太多问题。在影片《搜索》中，发生在女主角叶蓝秋与女记者（叶蓝秋网络事件推手）男朋友杨守诚之间的感情本身就可以被视作一种报复性的安排，让观众在逐渐同情叶蓝秋的同时，获得惩罚“肇事者”的快感，尤其当这段感情被证明是“真爱”（剧情中杨守诚亲口向女朋友承认），且伴有一方死亡时。影片一直将女记者塑造成整个事件不自知的推动者，直到叶蓝秋选择结束生命，这个推动者就成了**裸的刽子手，是实施谋杀的主体，进而在“正义得到伸张”的过程中成为遭爱人离弃之人。当一个宣称要反映、批判网络现象的文本最终不能免俗地投奔向了三角恋爱故事，当施害者需要承受爱情意义上的伤害反馈而非政治／法律意义乃至道德良心上的谴责，对于曾经承诺的批判对象——网络大众与网络暴力会如何处理？
答案是没有处理。观众会在影片逐步将女主角塑造成爱情“圣女”的过程中得到情感升华，以致忽略这个问题，或者得到某种想象性的神谕——爱弥合一切。至于网络暴力现象，它成为无根之木、无由之果，在该故事中是一种自发的存在，是爱情的佐料和助推器。如何用电影的方式去理解和批评网络现象恰恰是这部影片没有甚至不想去解决的问题。
2.隔离逻辑
《搜索》中的另一个腹语术是将女主角与外界隔离，这样的隔离被塑造成一直伴随着叶蓝秋的一种状态。从影片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叶蓝秋不喜社交，而且面临着普通白领的工作压力（老板的举动、同事的排挤），再加上自身的回避型人格（在身患绝症与舆论压力的双重压力下也不会主动申诉），影片还为她在公交上对老人做出“要坐坐这儿”的无理回应给出了合法性解释——得知罹患绝症噩耗时的恐惧与震惊。公交车上的场景大量使用过度曝光和慢镜头就告诉了观众主角处在一种恍惚的、没有接收外界信息的境地。如果说主角真的有什么与外界舆论接触的时刻，就是在市郊别墅上网的那一次经历，主角被网络中的谩骂与中伤震惊，愤怒地合上了电脑，而在这之后，她依旧选择与相爱之人在远离人烟之地度过最后的日子。福柯在分析圆形监狱时认为，将监视者隔离起来，能够令被监视者产生监视无所不在的错觉，从而造成极权；而在传统时期，人们会将传染病患单独隔离起来，这样被隔离者成了极少数，握有权力的隔离者就有可能对这少数人产生同情。在影片《搜索》中，观众们正是在女主角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中认识了她，并最终由她的死引发了观众完全的情感认同，于是网络暴力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概念变得更加不那么令观众注目，女主角始终游移在网络舆论和社会大众之外，拉扯着生命中最后的爱人，在为自己的即将消逝唏嘘感慨，这样一来她的死更容易被解读成命运悲剧（绝症——救赎）或性格悲剧（孤傲——被误解），而很难被视作由网络暴力直接导致的现实性后果。
三、电影的操纵机制
对于意识形态批评而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在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探寻出一条解读电影文本的路径，即通过分析“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与文化变迁，把文本视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运作的政治神话。对于《搜索》这样一部讲述当下生活故事的文本，它所讲述的年代与它所处的年代是重合的，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探寻它所宣称的批判目的与价值理念背后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意义。
1.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
以微博为代表的中国网络新媒体营造了相对于传统媒体自由性更高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塑造意见领袖、增强舆论造势等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合力，这股合力甚至达到了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试比高的地步。但是，主流之所以为主流，正在于它诡谲的“接合”（斯图亚特·霍尔语）能力。在网络时代，统治者难以直接压制反抗的声音，而是需要给予反抗一定的空间，并做出退让的姿态让反抗者尝到甜头，从而让反抗陷入一种“捣乱—给糖—再捣乱—再给糖”的同一层次的循环中，无法触碰到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底线，现在的各大微博平台正处在这种被戏称为“网民搬板凳看热闹”的状态中。电影《搜索》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接合工具，观众无法从其中真正寻获对网络暴力的批判路径，那是社会学论题，影片难以做到，甚至不想做到。恰恰相反的是，电影想让观众暂时忘却这个问题，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部充满了各种拼贴滥套的想象性文本中，在爱的感召、死的震慑、情感的升华中，观众的困惑可能会一扫而光。而文本结构中一直缺席的却正是它所承诺的批判现实的意识与勇气。
2.电影面对网民化的观众：退缩
早在本片的宣传前期，片方就曾以女主角叶蓝秋的名义在其广告客户网站开设了账号名为“蓝秋绽放”的微博，制造出虚实交错的关系以营造银幕内外的意义交流空间。影片正是选择在一个它所要批判的地域（微博——网络群氓聚集地）与它所要批判的人群（网民——舆论暴徒）进行“交流”，因为显然这些它要批判的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步入影院去消费它的人。面对着已然网民化了的观众，电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直戳观者的良心？撇开在当代社会“良心”也有被消费的可能不谈，至少对于影片《搜索》来说，它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首先，前文中已经谈到，影片试图以女主角叶蓝秋的死震慑观众，而事实上她最后的生命旅程中并行着几个可能导致她选择自杀的因素，网络暴力难以被视作最核心的那一个。其次，对于网络暴力的施暴主体——网民，影片采取了十分明显的回避策略，单靠将镜头对准虚拟出来的网络留言无法说明问题，只会让观众认为网络暴力是没有来由的存在。而影片在选择暴力的代表者时，也有意避开网络媒介和网络民众，选取了一位电视台记者作为整个事件的推手，体现在银幕上的也更多的是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的推动作用。影片许诺批判网络现象与网络文化，却无法展现出网络众生相，甚至有意回避网民群体，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席上的网民”才能心安理得地消费它。
四、结论
《搜索》很难被归结成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在剧情设置上，它利用绝症与爱情并存的滥套、塑造自闭与待拯救的女主角来博得观众好感、激起观众情感共鸣，但对于它所一再承诺的揭示社会丑恶——更具体的是揭露以“人肉搜索”为代表的网络暴力行为的丑恶——却表现得难以令人信服。归根结底，《搜索》这样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化身，面对着网民化的观众，它无法做出敲击人心的举动，而只能拼贴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要素与情节，试图将观众锁在座位上完成消费行为，至于批判不批判，不过是“给糖”般的一套说辞罢了。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究竟能在批判现实的道路上走多远？在商品化、消费化的社会大环境中，或许与电影想要批判的网络空间的影响力相比，电影本身的批判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毕竟在裹挟着自身意识形态检查、主流意识形态审核、商业化创作方式、消费者期许等因素中，电影俨然已是一部部负荷累累的大众文化文本，对社会现象做出所谓的批判也已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