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儿皇帝”石敬瑭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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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山西太原人，沙陀族。为人沉厚寡言，富于谋略，任河东节度使。后唐闵帝继位后，加中书令，镇守太原。应顺元年(934)二月，潞王李从珂反叛称帝，改元清泰。他怀疑石敬瑭会起来造反，想找个理由将其除掉。石敬瑭识破了李从珂的阴谋，决定给予反击。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抗衡，遂求救于契丹，条件是认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当儿皇帝，割北方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真是求之不得，及时派兵援助，石敬瑭击退后唐军队，又攻陷洛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皇帝，后迁都于开封。执政期间，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岁贡金帛财物，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朝野皆以为耻辱。公元942年，石敬瑭在保昌殿病死，终年51岁，葬显陵(在今河南洛阳)，世称后晋高祖。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仅在于他向契丹割让大片领土，更在于他厚着脸皮称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国主为“父皇帝”，而自己甘愿做“儿皇帝”。这种奴颜婢膝的恶劣行径受到人们的广泛唾弃。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评论曰：“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对石敬瑭引契丹人进军中原，使百姓遭受祸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人对他的评价更是尖锐直白，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在他看来，石敬瑭不仅自己蒙受耻辱，甘当契丹人的“儿皇帝”，而且还将北方的广大地区拱手送人，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使汉族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与剥削。他罪恶昭著，是五代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皇帝。然而，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石敬瑭当儿皇帝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仅用无耻与媚外求荣来评价他，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为真正搞清石敬瑭称儿皇帝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称帝历史。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石敬瑭的父亲名臬捩鸡，是沙陀族军官。唐朝末年，戍卒庞勋率军起义，很快占领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唐朝调集沙陀兵围剿，平定了叛乱。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因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臬捩鸡就是这个时候跟随李国昌入主中原的。后来，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起义的战役，攻破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晋王。臬捩鸡因善于骑射，威猛勇敢，立有赫赫战功，被李克用任为州(今河北永年县)刺史。臬捩鸡生子石敬瑭，至于为什么姓石氏，欧阳修百般考证，也“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公元923年，李克用长子李存勖进攻后梁，占据洛阳后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因他重用宦官伶人，导致兵变，中流矢而亡。其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为人稳重，颇得明宗赏识，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其为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石敬瑭不负明宗厚望，常救其于危难之中。据《旧五代史·晋书》载，天十九年(922)，后唐军队与后梁军战于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石敬瑭)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923)十月，石敬瑭与明宗前往梁人杨村寨侦察军情，“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石敬瑭)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在邺城叛乱，当时尚未称帝的唐明宗前去讨伐，石敬瑭随行。行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北)，军队中出现骚乱，要求明宗在河北称帝。明宗假装同意，打算遣人去京城“自诉”于天子。诸军恐怕事情不果，纷纷逃散。明宗手下的军队，只剩下常山一军。在这紧要关头，石敬瑭密告明宗说：“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同意了敬瑭的请求，拨给他骁骑三百。石敬瑭率众由黎阳渡河，自汴州西门而入，占据了全城，明宗顺利进入汴州。庄宗闻变，亲自率军赴汴征讨。当其来到汴州城西北5里时，见明宗之军威风凛凛，士气高涨，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纷纷投奔明宗。明宗即遣石敬瑭率兵为前锋，进攻汜水关。不久，洛阳传出庄宗遇内难而崩的消息。于是，明宗率师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天成。石敬瑭因拥立明宗有功，加封光禄大夫、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天成二年(927)，进封开国公，赐濯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兴唐尹、天雄军节度使，成为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
明宗死后，闵帝即位，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州，中途与石敬塘相遇。闵帝侍从怀疑石敬瑭图谋不轨，想要杀他。石敬瑭先下手为强，将闵帝侍从杀死，然后把闵帝托付给卫州刺史后离去。不久，李从珂在洛阳称帝，废闵帝为鄂王，施以鸩酒毒杀。即位后的李从珂对石敬瑭并不信任，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暗地里却对其猜忌甚重。清泰三年(936)五月，朝廷迁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石敬瑭拒不赴任，他对僚属说：“先帝在世时，授我太原之地以养老终年，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有造反之心。况且太原地势险要，物阜民安，我想要内檄于其他藩镇，外求援于契丹，做一番抗争，诸位意下如何?”桑继翰、刘知远等人表示同意，并上表潞王说：“陛下是明宗养子，按礼法不应称帝，应立明宗幼子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珂大怒，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还命张敬达率军讨伐他。石敬瑭为求自保，这才引出向契丹借兵，以至后来自称“儿皇帝”的事情。
了解了石敬瑭的这些情况，再来看他当“儿皇帝”一事，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其一，石敬瑭出身不是汉族，而是沙陀族。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沙陀渍(今新疆境内)。后来因与周围民族争夺牧地，战败东迁，受唐王朝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北部一带。但沙陀人仍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传统风俗。与此同时，东北的契丹民族也异军突起，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率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建立了初级政权。由于契丹族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晚期，施行的是家长制统治方式。所以，即使后来建立了封建君主**制度，他们也难以摆脱旧习俗的干扰。在契丹国主的眼中，其统治下的百姓不仅是其臣民，更像是其家族中的成员。他要求臣民能如家庭中儿子、孙子孝敬长辈那样，服从接受自己的统治。石敬瑭身为沙陀族，虽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一些熏陶，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习俗。因此，当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时，石敬瑭并没有受辱的感觉，反而觉得很亲切，这是草原民族风俗相近形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后人并不理解其中缘由，硬是给其冠以屈辱卑贱的恶名。
其二，石敬瑭遭受千古骂名的另一个因素是年龄问题。石敬瑭出生于公元892年，至936年称帝时，已是44岁，而此时耶律德光(生于902年)年仅34岁。石敬瑭称比自己大10岁的人为父皇，以汉族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沙陀族氏族公社遗习十分浓厚，养子之风很盛，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庄宗李存勖养子。但养子与养父年龄往往并不相当，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父”，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以塞外民族养子风俗来看，不足为奇。石敬瑭给耶律德光上表时称臣，写书信时却称“儿皇帝”，如家人礼，也说明耶律德光认可了这个干儿子，契丹与后晋遂结成“父子之邦”。但是历代正统史学家无法摆脱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将这些条条框框强加给石敬瑭，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试想一下，封建时代官员尊君为父，倘若碰上娃娃皇帝执政，岂不与石敬瑭相差无几吗?
其三，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904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为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明显长石敬瑭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是严格依照辈分关系排定的，符合汉族的伦理观念。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别人称儿子，的确可耻，但对叔叔辈自称为儿尚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评论石敬瑭时，有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几代人的渊源，专门将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0岁的事情抽出来，肆意夸张，极力讥讽石敬瑭寡廉鲜耻，这种割裂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理应为石敬瑭正名，还其清白。
其四，人们说石敬瑭早有谋反野心，只是隐忍未发，后来见时机成熟，才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做了皇帝。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多次拯救明宗于危难之中。出于信任，明宗将太原周围地区交由石敬瑭经营。闵帝即位后，潞王造反，如果石敬瑭真有谋反之心，可趁乱起事，成就帝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闵帝托付卫州刺史看护，自己静观时局变化。潞王登基后，对石敬瑭疑心很重。石敬瑭整日提心吊胆，惟恐被人诬告为谋反之罪。据《旧五代史·晋书》载，清泰二年夏，石敬瑭屯兵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慰。而那些军人不知深浅，向石敬瑭山呼万岁，接连四次。石敬瑭十分害怕，就斩首了30余人，才制止了军士们的举动。后来，潞王迁其为天平军节度使时，石敬瑭才感觉出事态的严重。倘若听从诏令，去人地都很生疏的地方任职，不消多久，皇帝就会找个借口削你兵权，岂不成了任人宰杀的“刀俎之肉”?经再三考虑，石敬瑭决定托疾抗旨，并做好了两手准备，“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潞王果然废去石敬瑭官爵，发兵征讨。石敬瑭要想活命，只能求助于契丹人。生死关头，顾不得许多，遂与耶律德光签订条约，引契丹人进入中原，灭了后唐。这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用舍生取义的儒家教条套在石敬瑭身上，让其坐以待毙，不求援于契丹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五，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人们贬斥他卖国媚主的重要证据。在此需要阐明的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云地区就从未被中原皇帝控制过，统治它的是代代承继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名义上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实是各自为政，不听指挥。后唐时期，统治幽云诸州的是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时，后唐末帝诏令赵德钧父子救驾，二人带兵缓缓来迟，但不出兵迎战，持观望态度。赵德钧更是心怀叵测，“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石敬瑭)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可见，石敬瑭借兵之时，幽云十六州并非在其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石敬瑭将想要称帝的赵德钧的领地“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既打击了政敌，又解了燃眉之急，可谓一箭双雕，坐享其成。后来，契丹出兵占领了幽州，令赵延寿为节度使，才算吞并了幽云诸州。因此，割让幽云十六州不应归罪于石敬瑭，只是他默认了契丹兼并本属于赵氏父子属地的行为，才使其背上了割地求荣的骂名。
其六，有人认为幽云诸州人民被划归契丹后，饱受压迫摧残，尝尽了世间万苦。难道生活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下，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吗?事实未必如此。据史料载，有个节度使造了一种刑具想试试其效果如何，就惩罚了一名无辜百姓，并对他说以后犯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因罪受刑，要求抵免，节度使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旧施刑不误。还有一个节度使兵力不足，在全州征兵，凡是15岁以上的应征者脸上皆刺“定霸”两字，士人则在胳膊上刺“一心事主”四字，其蛮横残暴行为令人发指。相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实行一朝两制，并不强求幽云地区的百姓服从契丹族习俗。因此，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幽云百姓，其命运说不定比中原百姓还要好些。
其七，一些人认为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可耻至极。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历史，也就明白石敬瑭有苦难言的矛盾心态。从主观上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人称臣、称儿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又让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论军事、论国力，后晋都不是契丹的对手，如果一意孤行，打肿脸充胖子，违抗“父皇帝”的旨意，不仅石敬瑭帝位不保，而且百姓还会遭殃。权衡利弊，对契丹称“儿皇帝”应是最好的选择。从客观上讲，幽云十六州本来不是石晋瑭所能掌握的领地，割与不割，对他影响都不是很大。因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长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于礼法尚能够容忍。为了保住帝位，求得暂时安宁，石敬瑭找不出除称“儿皇帝”之外的最好方法，只能忍受屈辱，苟且偷生了。然而，他的后继者却不能认识国情，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爷爷”大怒，于公元946年率军一举攻灭了后晋，这是石敬瑭所不曾料到的。因此，对于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我们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背景，要全面把握与其有关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对石敬瑭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石敬瑭翻案。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咎由自取，理应受到人们的痛斥与辱骂。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这种奴颜婢膝的举动难道还不够可耻吗?为了更好地讨得主子的欢心，石敬瑭除岁输金帛30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同时，也不忘贿赂契丹国的太后、元帅、太子及诸多大臣们，以求他们能在“父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自己这个“儿皇帝”当得踏实些。但契丹君臣对石敬瑭的“进贡”百般挑剔，“小不如意，辄来责让”，而石敬瑭全无九五之尊的威严，常常是“卑辞谢之”，重新置备礼品，以满足契丹君臣的胃口。后晋使者出使契丹时，遭受侮辱而还，告之以朝廷，群臣皆以为耻，惟独石敬瑭不置可否，仍旧砚颜人世，毫无羞耻之意。他的这些举措确实也“感动”了“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显然，对于如此忠厚软弱的“儿子”，连契丹“老子”也觉得于情不忍，取消了两国间的君臣关系。在契丹国主看来，后晋称不称臣意义不大，而令石敬瑭称“儿皇帝”则更容易管束这个温顺孝敬的儿子。对他人称臣，在特定的条件下，尚不觉可耻；倘若称儿，则耻莫大焉!然而，这般奇耻大辱，石敬瑭却能安然领受，不作反抗，此公可谓世间第一恬不知耻的厚脸皮了!
尽管幽云十六州实际控制者不是石敬瑭，但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称帝时，幽云地区掌权者“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名义上幽云十六州已经归顺后晋了。但石敬瑭与契丹有约在先，割幽云诸州给契丹，只好令契丹人将赵氏父子“锁之以归”。显然，石敬瑭是丢失幽云之地的罪魁祸首。又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契丹人夺得幽州后，改名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晋，帝(石敬瑭)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本来是夺回幽州的一个好机会，石敬瑭却奉行委曲求全之策，胆小怕事，送上门的领地也不敢接受，其媚主自保的丑态一览无余。
其实，契丹人也不是天下无敌。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交恶。天福八年(943)，契丹南下攻晋，晋将景延广据黄河抵抗，击退敌军。开运二年(945)，契丹再次进军后晋，石重贵亲自督战，大败契丹军。因此，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财力来讲，石敬瑭完全可以奋力一搏，与契丹争个高低，而无须去做什么“儿皇帝”，也不应对契丹称臣。但他自甘堕落，不知抗争，一味地去讨好契丹国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卑贱可耻到极点。石敬瑭由此而背上千古恶名实是罪有应得，不值得人们为他叹惜。
综上所述，人们对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较大。但评价一个人，总不能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紧紧不放，而要看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五代时期的特定形势而言，石敬瑭的借兵称帝，避免了中原地区陷入更大的战乱，加强了汉族与契丹族人民的友好交往，石敬瑭做了一个封建帝王力所能及的事。至于石敬瑭为什么对契丹称“儿皇帝”，恐怕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苦衷。相信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人们最终能解开这个背负了千古骂名帝王的心中之结。
石敬瑭，山西太原人，沙陀族。为人沉厚寡言，富于谋略，任河东节度使。后唐闵帝继位后，加中书令，镇守太原。应顺元年(934)二月，潞王李从珂反叛称帝，改元清泰。他怀疑石敬瑭会起来造反，想找个理由将其除掉。石敬瑭识破了李从珂的阴谋，决定给予反击。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抗衡，遂求救于契丹，条件是认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当儿皇帝，割北方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真是求之不得，及时派兵援助，石敬瑭击退后唐军队，又攻陷洛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皇帝，后迁都于开封。执政期间，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岁贡金帛财物，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朝野皆以为耻辱。公元942年，石敬瑭在保昌殿病死，终年51岁，葬显陵(在今河南洛阳)，世称后晋高祖。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仅在于他向契丹割让大片领土，更在于他厚着脸皮称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国主为“父皇帝”，而自己甘愿做“儿皇帝”。这种奴颜婢膝的恶劣行径受到人们的广泛唾弃。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评论曰：“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对石敬瑭引契丹人进军中原，使百姓遭受祸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人对他的评价更是尖锐直白，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在他看来，石敬瑭不仅自己蒙受耻辱，甘当契丹人的“儿皇帝”，而且还将北方的广大地区拱手送人，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使汉族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与剥削。他罪恶昭著，是五代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皇帝。然而，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石敬瑭当儿皇帝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仅用无耻与媚外求荣来评价他，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为真正搞清石敬瑭称儿皇帝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称帝历史。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石敬瑭的父亲名臬捩鸡，是沙陀族军官。唐朝末年，戍卒庞勋率军起义，很快占领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唐朝调集沙陀兵围剿，平定了叛乱。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因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臬捩鸡就是这个时候跟随李国昌入主中原的。后来，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起义的战役，攻破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晋王。臬捩鸡因善于骑射，威猛勇敢，立有赫赫战功，被李克用任为州(今河北永年县)刺史。臬捩鸡生子石敬瑭，至于为什么姓石氏，欧阳修百般考证，也“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公元923年，李克用长子李存勖进攻后梁，占据洛阳后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因他重用宦官伶人，导致兵变，中流矢而亡。其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为人稳重，颇得明宗赏识，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其为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石敬瑭不负明宗厚望，常救其于危难之中。据《旧五代史·晋书》载，天十九年(922)，后唐军队与后梁军战于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石敬瑭)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923)十月，石敬瑭与明宗前往梁人杨村寨侦察军情，“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石敬瑭)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在邺城叛乱，当时尚未称帝的唐明宗前去讨伐，石敬瑭随行。行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北)，军队中出现骚乱，要求明宗在河北称帝。明宗假装同意，打算遣人去京城“自诉”于天子。诸军恐怕事情不果，纷纷逃散。明宗手下的军队，只剩下常山一军。在这紧要关头，石敬瑭密告明宗说：“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同意了敬瑭的请求，拨给他骁骑三百。石敬瑭率众由黎阳渡河，自汴州西门而入，占据了全城，明宗顺利进入汴州。庄宗闻变，亲自率军赴汴征讨。当其来到汴州城西北5里时，见明宗之军威风凛凛，士气高涨，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纷纷投奔明宗。明宗即遣石敬瑭率兵为前锋，进攻汜水关。不久，洛阳传出庄宗遇内难而崩的消息。于是，明宗率师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天成。石敬瑭因拥立明宗有功，加封光禄大夫、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天成二年(927)，进封开国公，赐濯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兴唐尹、天雄军节度使，成为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
明宗死后，闵帝即位，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州，中途与石敬塘相遇。闵帝侍从怀疑石敬瑭图谋不轨，想要杀他。石敬瑭先下手为强，将闵帝侍从杀死，然后把闵帝托付给卫州刺史后离去。不久，李从珂在洛阳称帝，废闵帝为鄂王，施以鸩酒毒杀。即位后的李从珂对石敬瑭并不信任，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暗地里却对其猜忌甚重。清泰三年(936)五月，朝廷迁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石敬瑭拒不赴任，他对僚属说：“先帝在世时，授我太原之地以养老终年，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有造反之心。况且太原地势险要，物阜民安，我想要内檄于其他藩镇，外求援于契丹，做一番抗争，诸位意下如何?”桑继翰、刘知远等人表示同意，并上表潞王说：“陛下是明宗养子，按礼法不应称帝，应立明宗幼子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珂大怒，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还命张敬达率军讨伐他。石敬瑭为求自保，这才引出向契丹借兵，以至后来自称“儿皇帝”的事情。
了解了石敬瑭的这些情况，再来看他当“儿皇帝”一事，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其一，石敬瑭出身不是汉族，而是沙陀族。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沙陀渍(今新疆境内)。后来因与周围民族争夺牧地，战败东迁，受唐王朝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北部一带。但沙陀人仍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传统风俗。与此同时，东北的契丹民族也异军突起，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率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建立了初级政权。由于契丹族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晚期，施行的是家长制统治方式。所以，即使后来建立了封建君主**制度，他们也难以摆脱旧习俗的干扰。在契丹国主的眼中，其统治下的百姓不仅是其臣民，更像是其家族中的成员。他要求臣民能如家庭中儿子、孙子孝敬长辈那样，服从接受自己的统治。石敬瑭身为沙陀族，虽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一些熏陶，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习俗。因此，当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时，石敬瑭并没有受辱的感觉，反而觉得很亲切，这是草原民族风俗相近形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后人并不理解其中缘由，硬是给其冠以屈辱卑贱的恶名。
其二，石敬瑭遭受千古骂名的另一个因素是年龄问题。石敬瑭出生于公元892年，至936年称帝时，已是44岁，而此时耶律德光(生于902年)年仅34岁。石敬瑭称比自己大10岁的人为父皇，以汉族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沙陀族氏族公社遗习十分浓厚，养子之风很盛，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庄宗李存勖养子。但养子与养父年龄往往并不相当，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父”，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以塞外民族养子风俗来看，不足为奇。石敬瑭给耶律德光上表时称臣，写书信时却称“儿皇帝”，如家人礼，也说明耶律德光认可了这个干儿子，契丹与后晋遂结成“父子之邦”。但是历代正统史学家无法摆脱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将这些条条框框强加给石敬瑭，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试想一下，封建时代官员尊君为父，倘若碰上娃娃皇帝执政，岂不与石敬瑭相差无几吗?
其三，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904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为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明显长石敬瑭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是严格依照辈分关系排定的，符合汉族的伦理观念。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别人称儿子，的确可耻，但对叔叔辈自称为儿尚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评论石敬瑭时，有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几代人的渊源，专门将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0岁的事情抽出来，肆意夸张，极力讥讽石敬瑭寡廉鲜耻，这种割裂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理应为石敬瑭正名，还其清白。
其四，人们说石敬瑭早有谋反野心，只是隐忍未发，后来见时机成熟，才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做了皇帝。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多次拯救明宗于危难之中。出于信任，明宗将太原周围地区交由石敬瑭经营。闵帝即位后，潞王造反，如果石敬瑭真有谋反之心，可趁乱起事，成就帝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闵帝托付卫州刺史看护，自己静观时局变化。潞王登基后，对石敬瑭疑心很重。石敬瑭整日提心吊胆，惟恐被人诬告为谋反之罪。据《旧五代史·晋书》载，清泰二年夏，石敬瑭屯兵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慰。而那些军人不知深浅，向石敬瑭山呼万岁，接连四次。石敬瑭十分害怕，就斩首了30余人，才制止了军士们的举动。后来，潞王迁其为天平军节度使时，石敬瑭才感觉出事态的严重。倘若听从诏令，去人地都很生疏的地方任职，不消多久，皇帝就会找个借口削你兵权，岂不成了任人宰杀的“刀俎之肉”?经再三考虑，石敬瑭决定托疾抗旨，并做好了两手准备，“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潞王果然废去石敬瑭官爵，发兵征讨。石敬瑭要想活命，只能求助于契丹人。生死关头，顾不得许多，遂与耶律德光签订条约，引契丹人进入中原，灭了后唐。这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用舍生取义的儒家教条套在石敬瑭身上，让其坐以待毙，不求援于契丹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五，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人们贬斥他卖国媚主的重要证据。在此需要阐明的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云地区就从未被中原皇帝控制过，统治它的是代代承继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名义上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实是各自为政，不听指挥。后唐时期，统治幽云诸州的是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时，后唐末帝诏令赵德钧父子救驾，二人带兵缓缓来迟，但不出兵迎战，持观望态度。赵德钧更是心怀叵测，“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石敬瑭)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可见，石敬瑭借兵之时，幽云十六州并非在其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石敬瑭将想要称帝的赵德钧的领地“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既打击了政敌，又解了燃眉之急，可谓一箭双雕，坐享其成。后来，契丹出兵占领了幽州，令赵延寿为节度使，才算吞并了幽云诸州。因此，割让幽云十六州不应归罪于石敬瑭，只是他默认了契丹兼并本属于赵氏父子属地的行为，才使其背上了割地求荣的骂名。
其六，有人认为幽云诸州人民被划归契丹后，饱受压迫摧残，尝尽了世间万苦。难道生活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下，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吗?事实未必如此。据史料载，有个节度使造了一种刑具想试试其效果如何，就惩罚了一名无辜百姓，并对他说以后犯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因罪受刑，要求抵免，节度使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旧施刑不误。还有一个节度使兵力不足，在全州征兵，凡是15岁以上的应征者脸上皆刺“定霸”两字，士人则在胳膊上刺“一心事主”四字，其蛮横残暴行为令人发指。相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实行一朝两制，并不强求幽云地区的百姓服从契丹族习俗。因此，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幽云百姓，其命运说不定比中原百姓还要好些。
其七，一些人认为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可耻至极。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历史，也就明白石敬瑭有苦难言的矛盾心态。从主观上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人称臣、称儿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又让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论军事、论国力，后晋都不是契丹的对手，如果一意孤行，打肿脸充胖子，违抗“父皇帝”的旨意，不仅石敬瑭帝位不保，而且百姓还会遭殃。权衡利弊，对契丹称“儿皇帝”应是最好的选择。从客观上讲，幽云十六州本来不是石晋瑭所能掌握的领地，割与不割，对他影响都不是很大。因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长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于礼法尚能够容忍。为了保住帝位，求得暂时安宁，石敬瑭找不出除称“儿皇帝”之外的最好方法，只能忍受屈辱，苟且偷生了。然而，他的后继者却不能认识国情，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爷爷”大怒，于公元946年率军一举攻灭了后晋，这是石敬瑭所不曾料到的。因此，对于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我们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背景，要全面把握与其有关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对石敬瑭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石敬瑭翻案。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咎由自取，理应受到人们的痛斥与辱骂。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这种奴颜婢膝的举动难道还不够可耻吗?为了更好地讨得主子的欢心，石敬瑭除岁输金帛30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同时，也不忘贿赂契丹国的太后、元帅、太子及诸多大臣们，以求他们能在“父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自己这个“儿皇帝”当得踏实些。但契丹君臣对石敬瑭的“进贡”百般挑剔，“小不如意，辄来责让”，而石敬瑭全无九五之尊的威严，常常是“卑辞谢之”，重新置备礼品，以满足契丹君臣的胃口。后晋使者出使契丹时，遭受侮辱而还，告之以朝廷，群臣皆以为耻，惟独石敬瑭不置可否，仍旧砚颜人世，毫无羞耻之意。他的这些举措确实也“感动”了“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显然，对于如此忠厚软弱的“儿子”，连契丹“老子”也觉得于情不忍，取消了两国间的君臣关系。在契丹国主看来，后晋称不称臣意义不大，而令石敬瑭称“儿皇帝”则更容易管束这个温顺孝敬的儿子。对他人称臣，在特定的条件下，尚不觉可耻；倘若称儿，则耻莫大焉!然而，这般奇耻大辱，石敬瑭却能安然领受，不作反抗，此公可谓世间第一恬不知耻的厚脸皮了!
尽管幽云十六州实际控制者不是石敬瑭，但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称帝时，幽云地区掌权者“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名义上幽云十六州已经归顺后晋了。但石敬瑭与契丹有约在先，割幽云诸州给契丹，只好令契丹人将赵氏父子“锁之以归”。显然，石敬瑭是丢失幽云之地的罪魁祸首。又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契丹人夺得幽州后，改名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晋，帝(石敬瑭)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本来是夺回幽州的一个好机会，石敬瑭却奉行委曲求全之策，胆小怕事，送上门的领地也不敢接受，其媚主自保的丑态一览无余。
其实，契丹人也不是天下无敌。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交恶。天福八年(943)，契丹南下攻晋，晋将景延广据黄河抵抗，击退敌军。开运二年(945)，契丹再次进军后晋，石重贵亲自督战，大败契丹军。因此，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财力来讲，石敬瑭完全可以奋力一搏，与契丹争个高低，而无须去做什么“儿皇帝”，也不应对契丹称臣。但他自甘堕落，不知抗争，一味地去讨好契丹国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卑贱可耻到极点。石敬瑭由此而背上千古恶名实是罪有应得，不值得人们为他叹惜。
综上所述，人们对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较大。但评价一个人，总不能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紧紧不放，而要看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五代时期的特定形势而言，石敬瑭的借兵称帝，避免了中原地区陷入更大的战乱，加强了汉族与契丹族人民的友好交往，石敬瑭做了一个封建帝王力所能及的事。至于石敬瑭为什么对契丹称“儿皇帝”，恐怕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苦衷。相信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人们最终能解开这个背负了千古骂名帝王的心中之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