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短篇小说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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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本书作者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和他的另一个中篇《月牙儿》，以及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并列为四部“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如果说《离婚》、《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代表作，那么《我这一辈子》、《月牙儿》则是他的中篇代表作，《断魂枪》、《老字号》是他的短篇代表作。各有特色，都堪称经典之作。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在西方，作家们的小说受基督教影响，往往注重灵肉关系，习惯从人的内心去安排结构，写精神与**的争夺。中国小说却往往见事不见人，用事情来带动人物、发展人物，把外在情节摆在第一位。
《我这一辈子》则在外在情节和内在精神之间，寻到了最佳的结合点。这篇小说和老舍另一个中篇《月牙儿》，以及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可以并列为四部“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参见夏志清：《论张爱玲》，《张爱玲评说六十年》，26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8月。或者《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我个人的偏好看，我喜爱前三部作品更甚一些。钱钟书的《猫》、刘恒的《伏羲伏羲》等，也都不错。我对《阿Q正传》却不怎么喜欢，认为它有点理念化。）。它可以作为联结《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的一条线索，最能体现老舍小说本色，让“我”亲身出场，讲述一生事情。
“我”学的是裱糊匠，后来做了巡警，直做到巡长、卫队长，却是没运气，丢了官，20年后回到起点，做守卫，好在儿子娶了媳妇，也都是巡警“世家”；45岁上，总局的局长换了，检阅全城巡警时，“我”那把胡子惹了祸，局长让滚蛋，就这么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被刷下来，毁了终生，连养老的抚恤金都没了指望。这事想得开也好，想不开也罢，“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
到50岁，要强的儿子病死，“我”也走到绝路，需得拿出全套本事。
二十多岁小伙子的力，帮人家买菜、搬家、看房子、做小工，“除了拉洋车，我什么都作了……肚子里可是只有点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我不求人白给我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
如果不出现奇迹，这样的结局，再拖一阵子，一家儿就只有都等死，要么儿媳妇沦为妓女，来抚养三口之家。
一个小小的过失，有如此大的后果与不幸，难怪主人公这样感叹：个人的事虽然很小，可是一加在个人身上便受不住；一个米粒很小，教蚂蚁去搬运便很费力气。个人的事也是如此。人活着仗了一口气，多咱有点事儿，把这口气憋住，人就要抽风。人是多么小的玩意儿呢！文中精细地作了重点讲说的事有两件，丢老婆和兵变，全都惊心动魄，但真正对“我”产生根本性作用、影响的，是前一个“米粒”般小的。
老婆是师哥黑子拐跑的，想不通，那家伙傻大粗黑，“我”比他阔，漂亮，也聪明，做事麻利，更像个人，她怎么忍心丢下两个孩子，不再回来了呢？是什么吸引了她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何在，作者也未正面回答，把问题留给了读者。我们借助心理学才有了唯一的解释：得到的不如偷到的，偷得着的不如偷不着的。她上了钩，起始仅仅在于寂寞，要寻个刺激，变换变换口味，这是人性里隐蔽的一角。真正有了体肤之亲后，她有了比较，在**上得了更大满足，为此不惜选择私奔。
所以，人性的深处通于兽性。对于不同的人，它有时甚至指示、裹挟思想，决定、左右行动方向。
我们在《骆驼祥子》里，也会看到这一让人“莫名其妙”的现象：在选择祥子前，虎妞有过性方面的经历、经验，唯有祥子是壮健坚实的，给了她一种死去活来的快慰，这驱动她很快霸占了他，明知道双方不合之处太多，也要不惜一切，折磨他，直至心灵严重变态。
《我这一辈子》里，私奔的男女未作任何刻画，大片的空白我们却能在作者别的作品里找到佐证，加以填补。
至于兵变，当时就放了火，大兵们烧杀抢掠一番后，民众也跟着发了疯，男女、老人和孩子，都出来打与抢，平时蛰伏着的“鬼”，纷纷出笼，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人性里的兽性，压都压不住。
这是真正惊人的天才之笔：“良民打抢的时候才真正彻底”，不在大兵之下。
在鲁迅笔下，只才写到看客的麻木不仁，老舍却留意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没有约束、罪不罚众的心理下，人所彻底暴露出的恶性、兽性。
所以，这里提出的不仅是国民性的问题，更是个人类性的问题，人之为人的本质，以及一夜间忽人忽兽的可怕。
如果说中国文明水平不高，那么日本呢？欧洲呢？
何以千万民众狂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希特勒万岁”，杀遍亚、欧两大洲呢？他们可并不一定都是法西斯！法西斯也不是与生俱来，看来它是个难以克服的悲剧，人性本身中存在着不可超越的永久性限度。这既是民族之忧，也是人类之忧！而“文明”着的人们，谁能说明天不骤然面目狰狞得可怕呢？尤其是茁被-J人利用，去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时。
《月牙儿》在老舍的全部小说作品里，多少算得“异类”，不大能见，倒不在于它写到了妓女和暗娼题材。早在《唐代的爱情生活》中，老舍就曾对才子与歌妓间的爱情故事，有所研究（在《北里志》、《教坊记》等故事中，才子与歌妓们相爱，受到了摧残。）。唐以后的人也写下了《晶花宝鉴》、《九尾龟》、《杏花天》、《肉蒲团》等，到与他同时代的鸳鸯蝴蝶派出现，人物早已降格，歌妓不“歌”，才子不“才”，纯粹在卖身买乐。可见，老舍在题材上无所创新。但在写作态度和写作手法上，他与任何前人都不同，发现并挖掘了更为深远的东西。大概和他的初恋情人，后来被迫卖淫、打了胎死去（如前分析，可参见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小说《微神》。罗常培证实，这两篇文章就是老舍写自己初恋情人故事的。）经历相关。
“是她打开了我的爱的园门，我得和她走到山穷水尽”。可是，“为什 么她落到这般光景？”
“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是真的地狱”，没有善良，没有情爱，没有尊严，只有耻辱和弱肉强食。所以，她“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开始卖了”（参见《月牙儿》31、33、40章。）。
当知道情人从国外回来后，老舍必定还会要她，但是，“单等我落到这样，你才回来，这不是有意戏弄人？”幸而及时死了。
所以，从短篇《微神》到中篇《月牙儿》，再回到《微神》，老舍一直在追问、揣摩，把情人为何堕落、怎样堕落，心理经受了怎样的磨难、打击，直至毁灭的全过程，都写到了、写透了。
故事的细部不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总体上却差不离，因而，作为_胡絮青画《秋 深深爱着“她”的另一方，老舍自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化身进实图去，贴心体会，看到了社会的病态，以现代意识加以审视，才终于展示出一段被侮辱、被伤害的痛苦心史。其他作者，看到的却是其中的浪漫、乐趣，把妓女不当人待。偶有同情的，也很少能真正地入微体贴。
而一个如此野兽横行、恶人猖獗的世界，即使有感化院，有人教“我”作工，“我”早会了的这些，“我”也不信：
要是这些本事能挣饭吃，我早就不干那个苦事了。我跟他们这样讲，他们不信，他们说我没出息，没道德……他们很乐观。
我可没这个信心。
从这个角度说，只要有着贫富差距，有着“过剩”人口，有着失业，妓女就是个不能根绝的社会恶疾。
手法上，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自叙身世，在狱中回忆不堪回首的岁月。比较后她得出一个看法：“狱里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
其堕落、其毁灭、其控诉、其悲愤，如泣如诉，得到了有力的表现与喷发。
《月牙儿》的语言，炉火纯青，形象简洁，很有哲理味道，在这点上和《我这一辈子》特别接近。但在故事背景的情绪、氛围之渲染上，更为凄苦悲凉，装进了更深更多的感情与真切体验。
就这点来说，《我这一辈子》多少还是“隔膜”一点的，同样也是准确细腻的心理、情感描述或流露，但打动人的程度和深度，都比有着强烈抒情性的《月牙儿》稍逊一筹。
《月牙儿》还是一首散文诗，开篇即确定是独自低诉的。一句“又看见月牙儿了”，意味着凄惨境遇的不断重复，把诗的节奏与史的段落，和谐融合了，上升为哲理的人生体验，追问这世界究竟怎么了。
那一弯微光惨淡的“月牙儿”，则连穿始终，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
它无依无靠，挂在天的一角，被黑暗包裹，既与“我”处境、心理、生活氛围暗通，又是主人公悲苦命运的见证、象征，还是她孤苦零丁时的陪伴与倾诉对象。一度她曾千方百计躲避它，最终它又吞没了她。情与景的诗**融，相互蕴涵，更见了作品艺术上的不朽魅力。
老舍曾说，才子佳人的小说未必不好，看是否能写得高明。西欧名著，多数是佳人才子的事儿，只看写法怎样。《月牙儿》彻底走了个反向，有佳人而不得才子，想才子而为男人所骗，主旨就不同寻常。
《断魂枪》又是一个新的主题。
第一句即是：“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简单十一字，集约全部内容，笼罩全部叙事，充满张力，交代了主人公是谁，他过去所干行当，以及时代变迁后，他精神的发展趋向，大势不可逆，镖局吃不开，不得不改为客栈。大师开篇确实不一般。
镖局既无用，主人的枪更成落伍、过气的东西，一身技艺，施不能施，传不得传，人家打上门来，要与他较量，比一高下，他则淡然处之，坚决不应，也不外授。
送走了肇事的，一切平静了，故事本该结束，主人的内心却再难平服，毕竟多少年风餐露宿，辛勤学得的本事，曾经二十年无敌手，创下盛名“五虎断魂枪”的功夫，能说丢就丢了？
只能夜静人稀时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夜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滑凉的枪，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月下练枪，一颗失落了自我的灵魂，是不甘的，还想苦苦挣扎。
所以，外在的情节故事及其冲突，渐渐弱减，最终都化成了结尾处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作者的笔，也从传统性的情节叙事，转到了现代性的非情节叙事。
一段尴尬的转折期，读者顿有“生不逢时”之叹。“在我小时候发财的行当与事情，许多许多都忽然走到绝处”，是《我这一辈子》里的主人公丢了裱糊业，改做巡警的原因。热兵器时代来到后，沙子龙的枪再厉害，在乱世中，安能抵过子弹与大炮？
因此，从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笼罩着壮烈凄凉色彩的生命。“镖局”和“客栈”之间，连接着沙子龙已经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其处境被整体性揭示出来。
这都是表层的意思，老舍写作时的意思，许多评论家能读到的意思。其实，意思还更深、更多。比如，现代教育也存在类似误区。
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可究竟哪些真是有用的呢？毕业之后，多少人改了行，学得的丢了多少！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事业，做出一番作为，中途却碰到失业、被淘汰，人到中年，要再去寻找新的职业……其心理，也该与沙子龙一样吧？
再者，很年轻的时候，老舍自己就学过拳棒，也买过刀枪剑戟。在青岛教书时，他房前院子里还专辟出一块场子来，架子上插有十八般兵器，用于习练、健身。现代许多人，动不动也有买刀耍剑的，晨间舞练一回，强身健体。甚至女子也有学防身拳脚的。
太平世道，谁还能出门就带枪炮？武艺却什么时候都能带，不定什么时候就发挥用场，最不抵可以用来强身防贼。沙子龙要能再世，开个武馆子，谁说就一定英雄无了用武之地？
在“现代化”取代“传统”的过程中，有多少宝贵遗产，许多的好技术，不传了，就这样葬送。可见，与其说沙子龙是清醒的，不如说他很不开通。不是时代抛弃了他，而是他抛弃了时代。
作者未必意识到了这点，只在批其落后、荒唐，但到底未忘人物身上引人佩服的东西。
台湾散文家董桥曾说：一个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是沉闷、堕落的。而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也注定是干枯的。
传统里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支柱，是宝贵遗产，很难说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有用无用，多半是急功近利的人们的硬性指派，“唯物”使我们不再具备长远的眼量，不再具备目标理想，而丧失精神、灵魂层次的追求后，“人”离着“非人”，已没有几步远了。
不过，这是现代人能读出来的东西，放在当时，应该顾不到。艺术作品是可以常读常新的。
《老字号》和《断魂枪》所蕴涵的意义、情绪很接近，耐看而不好懂，有味而见不到底，能够看出老舍作品的模糊性、深刻性和多义性。
正派规矩、讲信用的老字号“三和祥”倒了，胜利的那方“正香村”，却是以“三和祥”不屑的方式发的财：满街上去拉客，走的是歪门邪道，不对顾客说一句实话，一年到头大喊降价，把假货当真的卖，以东洋货充西洋货……为了自家生意，简直不择手段，反倒越来越兴隆。
如此，“正派规矩”、“讲信用”，不合潮流，有什么用呢？灵活应变、弄虚作假，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体现出作者的感伤与无奈。
情感上，我们都倾向于老字号。而在理智上，我们又要接受、肯定新生的“正香村”，对新生中的“道”，却并不就全盘肯定。
因此，怀旧，但并不彻底，该弃的当弃；创新，但并不过度，有一个底线，有待于“怀守”。
这些东西，理论上谁都分得清，落实起来却难免要变形走样，分不清、划不清——那是一个连带的整体，砍了脑袋，却盼着他还能活蹦乱跳，显然是莫衷一是的“两难”选择。
《老字号》所反映的主题就伟大了。因为一切“两难”，永远都是没有正确答案，却充满探究不尽的魅力的。
屈辱地“活”，还是勇敢地“死”，曾经缠绕过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做着国王时，李尔（莎士比亚：《李尔王》。）不许手下人说真话，处罚了说真话的小女儿；剥夺一切，扫地出门，经受磨难，成为普通人后，他方才明白到真话有多重要：却疯掉了，明白也没有任何用场了。
绝对的权力使人性异化，假如李尔能重获话语权的话，那么他还会从“明白”而如此循环，那他明白时好呢，还是不明白时好？
《李尔王》、《哈姆莱特》就带上了永恒的品性。《老字号》当具有同样 的艺术魅力。
此文简短，无妨赏析：
过了节，检查日货嚷嚷动了。周掌柜痪了似的上东洋货。检查队已经出动，周掌柜把东洋货全摆在大面上，而且下了命令：“进来买主，先拿日本布；别处不敢卖，咱们正好作一批生意。看见乡下人，明说这是东洋布，他们认这个；对城里的人，说德国货。”
检查队到了，周掌柜脸上要笑出几个蝴蝶儿来，让吸烟，让喝茶。
”三合祥，冲这三个字，不是卖东洋货的地方，所以呀！诸位看吧！门口那些有德国布，也有土布；内柜都是国货绸缎，小号在南方有联号，自办自运。”
大家疑心那些花布。周掌柜笑了：“张福来，把后边剩下的那匹东洋布拿来。”
布拿来了。他扯住检查队的队长：“先生，不屈心，只剩下这么一匹东洋布，跟先生穿的这件大衫一样的材料，所以呀！”他回过头来，“福来，把这匹料子扔到街上去！”
队长看着自己的大衫，头也没抬，便走出去了。
这批随时可以变成德国货、国货、英国货的日本布赚了一大笔钱。
有识货的人，当着周掌柜的面，把布扔在地上，周掌柜会笑着命令徒弟：“拿真正西洋货去，难道就看不出先生是懂眼的人吗？”然后对买主：“什么人要什么货，白给你这个，你也不要，所以呀！”于是又作了一号买卖。
客人临走，好像怪舍不得周掌柜。辛德治看透了，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周掌柜是个人物。可是辛德治不想再在这儿千，他越佩服周掌柜，心里越难过。他的汗由脊梁骨下去。打算睡得安稳一些，他得离开这样的三合祥。
可是，没等到他在别处找好位置，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天成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虽然不一定发生什么效力。他知道哪些位东家是更老派一些，他知道怎样打动他们。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的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字号与利益两顾着——他知道这必能打动了东家们。
他心里，可是，另有个主意。钱掌柜回来，一切就都回来，三合祥必定是“老”三合祥，要不然便什么也不是。他想好了：减去煤气灯、洋鼓洋号、广告、传单、烟卷；至必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减人，大概可以省去一大笔开销。况且，不出声而贱卖，尺大而货物地道。难道人们就都是傻子吗？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挂上宫灯那天，天成号门口放了两只骆驼，骆驼身上披满了各色的缎条，驼峰上安着一明一灭的五彩电灯。骆驼的左右辟了抓彩部，一人一毛钱，凑足了十个人就开彩，一毛钱有得一匹摩登绸的希望。天成门外成了庙会，挤不动的人。真有笑嘻嘻夹走一匹摩登绸的嘛！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
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天成那边走去。
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只有几位老主顾，时常来买点东西；可也有时候只和钱掌柜说会儿话，慨叹着年月这样穷，喝两碗茶就走，什么也不买。
辛德治喜欢听他们说话，这使他想起昔年的光景，可是他也晓得，昔年的光景，大概不会回来了；这条街只有天成“是”个买卖！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
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天成了。
为什么本书作者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和他的另一个中篇《月牙儿》，以及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并列为四部“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如果说《离婚》、《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代表作，那么《我这一辈子》、《月牙儿》则是他的中篇代表作，《断魂枪》、《老字号》是他的短篇代表作。各有特色，都堪称经典之作。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在西方，作家们的小说受基督教影响，往往注重灵肉关系，习惯从人的内心去安排结构，写精神与**的争夺。中国小说却往往见事不见人，用事情来带动人物、发展人物，把外在情节摆在第一位。
《我这一辈子》则在外在情节和内在精神之间，寻到了最佳的结合点。这篇小说和老舍另一个中篇《月牙儿》，以及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可以并列为四部“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参见夏志清：《论张爱玲》，《张爱玲评说六十年》，26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8月。或者《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我个人的偏好看，我喜爱前三部作品更甚一些。钱钟书的《猫》、刘恒的《伏羲伏羲》等，也都不错。我对《阿Q正传》却不怎么喜欢，认为它有点理念化。）。它可以作为联结《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的一条线索，最能体现老舍小说本色，让“我”亲身出场，讲述一生事情。
“我”学的是裱糊匠，后来做了巡警，直做到巡长、卫队长，却是没运气，丢了官，20年后回到起点，做守卫，好在儿子娶了媳妇，也都是巡警“世家”；45岁上，总局的局长换了，检阅全城巡警时，“我”那把胡子惹了祸，局长让滚蛋，就这么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被刷下来，毁了终生，连养老的抚恤金都没了指望。这事想得开也好，想不开也罢，“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
到50岁，要强的儿子病死，“我”也走到绝路，需得拿出全套本事。
二十多岁小伙子的力，帮人家买菜、搬家、看房子、做小工，“除了拉洋车，我什么都作了……肚子里可是只有点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我不求人白给我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
如果不出现奇迹，这样的结局，再拖一阵子，一家儿就只有都等死，要么儿媳妇沦为妓女，来抚养三口之家。
一个小小的过失，有如此大的后果与不幸，难怪主人公这样感叹：个人的事虽然很小，可是一加在个人身上便受不住；一个米粒很小，教蚂蚁去搬运便很费力气。个人的事也是如此。人活着仗了一口气，多咱有点事儿，把这口气憋住，人就要抽风。人是多么小的玩意儿呢！文中精细地作了重点讲说的事有两件，丢老婆和兵变，全都惊心动魄，但真正对“我”产生根本性作用、影响的，是前一个“米粒”般小的。
老婆是师哥黑子拐跑的，想不通，那家伙傻大粗黑，“我”比他阔，漂亮，也聪明，做事麻利，更像个人，她怎么忍心丢下两个孩子，不再回来了呢？是什么吸引了她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何在，作者也未正面回答，把问题留给了读者。我们借助心理学才有了唯一的解释：得到的不如偷到的，偷得着的不如偷不着的。她上了钩，起始仅仅在于寂寞，要寻个刺激，变换变换口味，这是人性里隐蔽的一角。真正有了体肤之亲后，她有了比较，在**上得了更大满足，为此不惜选择私奔。
所以，人性的深处通于兽性。对于不同的人，它有时甚至指示、裹挟思想，决定、左右行动方向。
我们在《骆驼祥子》里，也会看到这一让人“莫名其妙”的现象：在选择祥子前，虎妞有过性方面的经历、经验，唯有祥子是壮健坚实的，给了她一种死去活来的快慰，这驱动她很快霸占了他，明知道双方不合之处太多，也要不惜一切，折磨他，直至心灵严重变态。
《我这一辈子》里，私奔的男女未作任何刻画，大片的空白我们却能在作者别的作品里找到佐证，加以填补。
至于兵变，当时就放了火，大兵们烧杀抢掠一番后，民众也跟着发了疯，男女、老人和孩子，都出来打与抢，平时蛰伏着的“鬼”，纷纷出笼，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人性里的兽性，压都压不住。
这是真正惊人的天才之笔：“良民打抢的时候才真正彻底”，不在大兵之下。
在鲁迅笔下，只才写到看客的麻木不仁，老舍却留意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没有约束、罪不罚众的心理下，人所彻底暴露出的恶性、兽性。
所以，这里提出的不仅是国民性的问题，更是个人类性的问题，人之为人的本质，以及一夜间忽人忽兽的可怕。
如果说中国文明水平不高，那么日本呢？欧洲呢？
何以千万民众狂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希特勒万岁”，杀遍亚、欧两大洲呢？他们可并不一定都是法西斯！法西斯也不是与生俱来，看来它是个难以克服的悲剧，人性本身中存在着不可超越的永久性限度。这既是民族之忧，也是人类之忧！而“文明”着的人们，谁能说明天不骤然面目狰狞得可怕呢？尤其是茁被-J人利用，去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时。
《月牙儿》在老舍的全部小说作品里，多少算得“异类”，不大能见，倒不在于它写到了妓女和暗娼题材。早在《唐代的爱情生活》中，老舍就曾对才子与歌妓间的爱情故事，有所研究（在《北里志》、《教坊记》等故事中，才子与歌妓们相爱，受到了摧残。）。唐以后的人也写下了《晶花宝鉴》、《九尾龟》、《杏花天》、《肉蒲团》等，到与他同时代的鸳鸯蝴蝶派出现，人物早已降格，歌妓不“歌”，才子不“才”，纯粹在卖身买乐。可见，老舍在题材上无所创新。但在写作态度和写作手法上，他与任何前人都不同，发现并挖掘了更为深远的东西。大概和他的初恋情人，后来被迫卖淫、打了胎死去（如前分析，可参见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小说《微神》。罗常培证实，这两篇文章就是老舍写自己初恋情人故事的。）经历相关。
“是她打开了我的爱的园门，我得和她走到山穷水尽”。可是，“为什 么她落到这般光景？”
“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是真的地狱”，没有善良，没有情爱，没有尊严，只有耻辱和弱肉强食。所以，她“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开始卖了”（参见《月牙儿》31、33、40章。）。
当知道情人从国外回来后，老舍必定还会要她，但是，“单等我落到这样，你才回来，这不是有意戏弄人？”幸而及时死了。
所以，从短篇《微神》到中篇《月牙儿》，再回到《微神》，老舍一直在追问、揣摩，把情人为何堕落、怎样堕落，心理经受了怎样的磨难、打击，直至毁灭的全过程，都写到了、写透了。
故事的细部不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总体上却差不离，因而，作为_胡絮青画《秋 深深爱着“她”的另一方，老舍自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化身进实图去，贴心体会，看到了社会的病态，以现代意识加以审视，才终于展示出一段被侮辱、被伤害的痛苦心史。其他作者，看到的却是其中的浪漫、乐趣，把妓女不当人待。偶有同情的，也很少能真正地入微体贴。
而一个如此野兽横行、恶人猖獗的世界，即使有感化院，有人教“我”作工，“我”早会了的这些，“我”也不信：
要是这些本事能挣饭吃，我早就不干那个苦事了。我跟他们这样讲，他们不信，他们说我没出息，没道德……他们很乐观。
我可没这个信心。
从这个角度说，只要有着贫富差距，有着“过剩”人口，有着失业，妓女就是个不能根绝的社会恶疾。
手法上，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自叙身世，在狱中回忆不堪回首的岁月。比较后她得出一个看法：“狱里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
其堕落、其毁灭、其控诉、其悲愤，如泣如诉，得到了有力的表现与喷发。
《月牙儿》的语言，炉火纯青，形象简洁，很有哲理味道，在这点上和《我这一辈子》特别接近。但在故事背景的情绪、氛围之渲染上，更为凄苦悲凉，装进了更深更多的感情与真切体验。
就这点来说，《我这一辈子》多少还是“隔膜”一点的，同样也是准确细腻的心理、情感描述或流露，但打动人的程度和深度，都比有着强烈抒情性的《月牙儿》稍逊一筹。
《月牙儿》还是一首散文诗，开篇即确定是独自低诉的。一句“又看见月牙儿了”，意味着凄惨境遇的不断重复，把诗的节奏与史的段落，和谐融合了，上升为哲理的人生体验，追问这世界究竟怎么了。
那一弯微光惨淡的“月牙儿”，则连穿始终，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
它无依无靠，挂在天的一角，被黑暗包裹，既与“我”处境、心理、生活氛围暗通，又是主人公悲苦命运的见证、象征，还是她孤苦零丁时的陪伴与倾诉对象。一度她曾千方百计躲避它，最终它又吞没了她。情与景的诗**融，相互蕴涵，更见了作品艺术上的不朽魅力。
老舍曾说，才子佳人的小说未必不好，看是否能写得高明。西欧名著，多数是佳人才子的事儿，只看写法怎样。《月牙儿》彻底走了个反向，有佳人而不得才子，想才子而为男人所骗，主旨就不同寻常。
《断魂枪》又是一个新的主题。
第一句即是：“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简单十一字，集约全部内容，笼罩全部叙事，充满张力，交代了主人公是谁，他过去所干行当，以及时代变迁后，他精神的发展趋向，大势不可逆，镖局吃不开，不得不改为客栈。大师开篇确实不一般。
镖局既无用，主人的枪更成落伍、过气的东西，一身技艺，施不能施，传不得传，人家打上门来，要与他较量，比一高下，他则淡然处之，坚决不应，也不外授。
送走了肇事的，一切平静了，故事本该结束，主人的内心却再难平服，毕竟多少年风餐露宿，辛勤学得的本事，曾经二十年无敌手，创下盛名“五虎断魂枪”的功夫，能说丢就丢了？
只能夜静人稀时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夜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滑凉的枪，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月下练枪，一颗失落了自我的灵魂，是不甘的，还想苦苦挣扎。
所以，外在的情节故事及其冲突，渐渐弱减，最终都化成了结尾处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作者的笔，也从传统性的情节叙事，转到了现代性的非情节叙事。
一段尴尬的转折期，读者顿有“生不逢时”之叹。“在我小时候发财的行当与事情，许多许多都忽然走到绝处”，是《我这一辈子》里的主人公丢了裱糊业，改做巡警的原因。热兵器时代来到后，沙子龙的枪再厉害，在乱世中，安能抵过子弹与大炮？
因此，从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笼罩着壮烈凄凉色彩的生命。“镖局”和“客栈”之间，连接着沙子龙已经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其处境被整体性揭示出来。
这都是表层的意思，老舍写作时的意思，许多评论家能读到的意思。其实，意思还更深、更多。比如，现代教育也存在类似误区。
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可究竟哪些真是有用的呢？毕业之后，多少人改了行，学得的丢了多少！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事业，做出一番作为，中途却碰到失业、被淘汰，人到中年，要再去寻找新的职业……其心理，也该与沙子龙一样吧？
再者，很年轻的时候，老舍自己就学过拳棒，也买过刀枪剑戟。在青岛教书时，他房前院子里还专辟出一块场子来，架子上插有十八般兵器，用于习练、健身。现代许多人，动不动也有买刀耍剑的，晨间舞练一回，强身健体。甚至女子也有学防身拳脚的。
太平世道，谁还能出门就带枪炮？武艺却什么时候都能带，不定什么时候就发挥用场，最不抵可以用来强身防贼。沙子龙要能再世，开个武馆子，谁说就一定英雄无了用武之地？
在“现代化”取代“传统”的过程中，有多少宝贵遗产，许多的好技术，不传了，就这样葬送。可见，与其说沙子龙是清醒的，不如说他很不开通。不是时代抛弃了他，而是他抛弃了时代。
作者未必意识到了这点，只在批其落后、荒唐，但到底未忘人物身上引人佩服的东西。
台湾散文家董桥曾说：一个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是沉闷、堕落的。而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也注定是干枯的。
传统里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支柱，是宝贵遗产，很难说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有用无用，多半是急功近利的人们的硬性指派，“唯物”使我们不再具备长远的眼量，不再具备目标理想，而丧失精神、灵魂层次的追求后，“人”离着“非人”，已没有几步远了。
不过，这是现代人能读出来的东西，放在当时，应该顾不到。艺术作品是可以常读常新的。
《老字号》和《断魂枪》所蕴涵的意义、情绪很接近，耐看而不好懂，有味而见不到底，能够看出老舍作品的模糊性、深刻性和多义性。
正派规矩、讲信用的老字号“三和祥”倒了，胜利的那方“正香村”，却是以“三和祥”不屑的方式发的财：满街上去拉客，走的是歪门邪道，不对顾客说一句实话，一年到头大喊降价，把假货当真的卖，以东洋货充西洋货……为了自家生意，简直不择手段，反倒越来越兴隆。
如此，“正派规矩”、“讲信用”，不合潮流，有什么用呢？灵活应变、弄虚作假，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体现出作者的感伤与无奈。
情感上，我们都倾向于老字号。而在理智上，我们又要接受、肯定新生的“正香村”，对新生中的“道”，却并不就全盘肯定。
因此，怀旧，但并不彻底，该弃的当弃；创新，但并不过度，有一个底线，有待于“怀守”。
这些东西，理论上谁都分得清，落实起来却难免要变形走样，分不清、划不清——那是一个连带的整体，砍了脑袋，却盼着他还能活蹦乱跳，显然是莫衷一是的“两难”选择。
《老字号》所反映的主题就伟大了。因为一切“两难”，永远都是没有正确答案，却充满探究不尽的魅力的。
屈辱地“活”，还是勇敢地“死”，曾经缠绕过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做着国王时，李尔（莎士比亚：《李尔王》。）不许手下人说真话，处罚了说真话的小女儿；剥夺一切，扫地出门，经受磨难，成为普通人后，他方才明白到真话有多重要：却疯掉了，明白也没有任何用场了。
绝对的权力使人性异化，假如李尔能重获话语权的话，那么他还会从“明白”而如此循环，那他明白时好呢，还是不明白时好？
《李尔王》、《哈姆莱特》就带上了永恒的品性。《老字号》当具有同样 的艺术魅力。
此文简短，无妨赏析：
过了节，检查日货嚷嚷动了。周掌柜痪了似的上东洋货。检查队已经出动，周掌柜把东洋货全摆在大面上，而且下了命令：“进来买主，先拿日本布；别处不敢卖，咱们正好作一批生意。看见乡下人，明说这是东洋布，他们认这个；对城里的人，说德国货。”
检查队到了，周掌柜脸上要笑出几个蝴蝶儿来，让吸烟，让喝茶。
”三合祥，冲这三个字，不是卖东洋货的地方，所以呀！诸位看吧！门口那些有德国布，也有土布；内柜都是国货绸缎，小号在南方有联号，自办自运。”
大家疑心那些花布。周掌柜笑了：“张福来，把后边剩下的那匹东洋布拿来。”
布拿来了。他扯住检查队的队长：“先生，不屈心，只剩下这么一匹东洋布，跟先生穿的这件大衫一样的材料，所以呀！”他回过头来，“福来，把这匹料子扔到街上去！”
队长看着自己的大衫，头也没抬，便走出去了。
这批随时可以变成德国货、国货、英国货的日本布赚了一大笔钱。
有识货的人，当着周掌柜的面，把布扔在地上，周掌柜会笑着命令徒弟：“拿真正西洋货去，难道就看不出先生是懂眼的人吗？”然后对买主：“什么人要什么货，白给你这个，你也不要，所以呀！”于是又作了一号买卖。
客人临走，好像怪舍不得周掌柜。辛德治看透了，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周掌柜是个人物。可是辛德治不想再在这儿千，他越佩服周掌柜，心里越难过。他的汗由脊梁骨下去。打算睡得安稳一些，他得离开这样的三合祥。
可是，没等到他在别处找好位置，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天成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虽然不一定发生什么效力。他知道哪些位东家是更老派一些，他知道怎样打动他们。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的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字号与利益两顾着——他知道这必能打动了东家们。
他心里，可是，另有个主意。钱掌柜回来，一切就都回来，三合祥必定是“老”三合祥，要不然便什么也不是。他想好了：减去煤气灯、洋鼓洋号、广告、传单、烟卷；至必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减人，大概可以省去一大笔开销。况且，不出声而贱卖，尺大而货物地道。难道人们就都是傻子吗？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挂上宫灯那天，天成号门口放了两只骆驼，骆驼身上披满了各色的缎条，驼峰上安着一明一灭的五彩电灯。骆驼的左右辟了抓彩部，一人一毛钱，凑足了十个人就开彩，一毛钱有得一匹摩登绸的希望。天成门外成了庙会，挤不动的人。真有笑嘻嘻夹走一匹摩登绸的嘛！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
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天成那边走去。
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只有几位老主顾，时常来买点东西；可也有时候只和钱掌柜说会儿话，慨叹着年月这样穷，喝两碗茶就走，什么也不买。
辛德治喜欢听他们说话，这使他想起昔年的光景，可是他也晓得，昔年的光景，大概不会回来了；这条街只有天成“是”个买卖！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
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天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