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二章 形势开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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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宫，是汉城七大宫之首，也是所谓的正宫。名字来源于中国古代《诗经》中的诗句“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因位于汉城北部，也叫“北阙”。其实高宗和闵氏都住在乾清宫，但为表示隆重，特意在景福宫迎接袁世凯等人。
来到正门兴化门，三个虹霓门洞，中间供皇帝出入，两侧供大臣通行。袁世凯昂然通过中门，直趋正殿勤政殿。宫内道路两旁摆满了迎春花、杜鹃花，四处飘香，更有祥瑞之喜鹊飞翔于宫内，那份宁谧，令人心旷神怡，有如置身世外桃源一般。
过了光化门，便是兴礼门。原本叫弘礼门，因为要避讳乾隆皇帝弘历，所以改称兴礼门。最后是勤政门，之后便是勤政殿了。
勤政殿建在花纹华丽的两坛月台上，冠以两层重檐，殿内有宝座和藻井，殿身四周绕以回廊，殿前铺平石板，此外，配色华丽的丹青，造型秀丽的藻井，使建筑更为庄严肃穆，异常壮丽。
高宗和大臣们在此迎接了袁世凯，执礼甚为恭敬。
仪式之后，双方进行了会谈，袁世凯刚一提出，要在天津和仁川之间铺设海底电缆，高宗马上一口答应了，这让袁世凯颇为惊讶。随即也就释然了，高宗只是个傀儡，想必事先受过闵妃的指令，而闵妃也肯定知道了中国强大的舰队抵达仁川，这震慑的效果果然非同一般！
会谈结束后，袁世凯下榻在慕华馆，这是专门招待中国使节的国宾馆，与马建忠进行详谈。
马建忠也表示惊异，因为之前朝鲜的朝廷对他颇为冷淡，铺设电缆之事也是支支吾吾。想不到袁世凯一来就迎刃而解了。
袁世凯却是冷笑：＂无非是看我国舰队到来，不得不放低姿态而已。＂
不管怎样，只要电缆铺设完毕，就可随时向皇帝请示，这第一件事办下来，两人都松了口气。事实上，之前中国已经对电缆的线路进行了完善的研究，包括勘探铺设线路，海底水文状况等，所以只要一开工，线路很快就能就绪。要知道，日本此时已经铺好了从汉城至釜山的电线，以及从釜山至长崎的海底电缆。
接下来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签署＜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方代表海军准将薛斐尔此刻就在汉城。
此时中朝美三方已经就条约细节达成了一致，就差最后签字了。按照丁云桐的计划，这个条约可以满足美国一部分的要求，以此来回报美国之前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斡旋努力。事实上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假如中国不促成此事，日本也会来讨好美国，这个人情就白落日本头上了。而且，前世的历史已经证明，对于朝鲜，美国关注的还是经济利益，并没有领土野心。
丁云桐的目的是，通过中美之间交涉，签订有关朝鲜的条约，以此来显示中朝的藩属关系，中方希望在条约的第一段写上＂朝鲜乃中国属邦也＂，但美方代表薛斐尔却坚决拒绝。
最后中方改变策略，由朝鲜政府在该条约外，另备照会表明中朝的宗藩关系；签约时，朝方代表除明确说明中朝关系外，还要向中国皇帝画像行三跪九叩礼；而且言明签约之后，定要中国代表签字才能生效。最后美方同意了，等于默认了中国的宗主国事实。
几天后，4月6日，在昌庆宫的正殿明正殿，中朝美三方分别签下了名字，分别是袁世凯、金弘集和薛斐尔。
条约规定美国享有治外法权，而且日用品关税率不超过10%，奢侈品不超过30%，朝鲜土特产出口的税率不超过5%，还规定了美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体现了中国原先“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承诺。
条约还赋予美国传教士自由活动的权利。前世正是由于这一条款，美国基督新教大举入侵，直接导致后来的韩国基督教徒的数量居于世界前列，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
就在签约的这一天，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也来到了昌庆宫外，但是却未被允许入内。花房义质在宫门外团团乱转，愤懑不平。条约的内容，其实他早就已经知道，重要的是过程。
条约的整个签订过程，日本完全被排除在外，成为毫无关系的边缘人，自己只能站在会场外面，而中国代表却堂而皇之的在里面监督签字，无比鲜明的显示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而这一点正是日本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再联想起几天前，朝鲜迅速同意铺设中朝通信电缆，更是一种刺激。因为，日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迫使朝鲜同意，其中不断有大批朝鲜儒生前来抗议，这些都让花房义质感到，虽然闵氏集团较为亲和日本，但中国舰队一来，闵氏的态度马上就有微妙的变化。
回到使馆，花房义质就向国内发电报告了朝鲜局势的变化，尤其描述了中国舰队的军容。而且中朝千年宗藩关系根深蒂固，日本若要真正控制朝鲜，必须首先破坏这种关系。他认为日本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姿态。
几天后，在景福宫勤政殿西北的庆会楼，高宗、闵氏设宴款待袁世凯和马建忠，许多大臣作陪，包括几名开化党的成员，司谏院正言金玉均，军务司理事洪英植，判义禁府事朴泳孝等也一同列席。
就在酒过三巡之际，高宗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让袁世凯向中国皇帝转达，希望能允许朝鲜在北京派驻大使。
这个要求让略有三分醉意的袁世凯等人，马上大生警惕之心。这个要求似乎微不足道，却显得非常的突兀，尤其是在这样的场合，由高宗亲口提出。
袁世凯敏感的意识到这里有猫腻，高宗从来都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见的傀儡，完全受闵妃集团操纵，所以这分明有人指使的。只不过借一国之君提出，又在酒酣耳热之时，正是为了让袁世凯等难以拒绝。只要袁世凯一口答应，今后北京方面再反悔的话，日本或可借此生事。
袁世凯也不是庸才，一踩马建忠，两人借着酒势装醉，故意当没听见高宗的问话。随后便告罪不胜酒力，被随从搀扶而出。
回到慕华馆后，袁世凯立刻写下密信，让皇帝报告。当然他也可以租用一下日本经营的电报线路，先向中国驻长崎领事馆发电，再从长崎转发天津，这样速度更快。
但袁世凯不愿如此，倒不是怕泄密，因为电报已经都加密了。只不过袁世凯不想求日本人帮忙，宁愿多花几天时间。
他命手下将信件快马送至仁川，再搭载中国的快船回天津。此时从天津至仁川的海路，运输船需要三天半，一般船只需要两天半。
三天后，丁云桐就收到了从天津发来的信件电报，看到袁世凯报告的朝鲜要求派驻大使，当即勃然大怒。
大使，顾名思义是一种常驻的使者，这是一国派往另一国的最高代表。中朝属于藩属关系，从法理上可以说是同一国，怎么能派驻大使？
事实上还有一种公使，其意义要比大使低一级，可以认为是副大使，花房义质正是一名公使。此时只有那些欧美大国之间才会互派大使，而来中国的都是公使，包括日本在内。有时候甚至是更低一级的代办。前世的中国只在二战前才与外国互派大使。
朝鲜本来就有驻京的代表，名称改一下很方便，但这在外交礼仪上却是重大的转折。这等文字把戏，鬼蜮伎俩，谅朝鲜那些愚昧之徒也想不出来，十有八九是日本人挑唆的。但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朝鲜有独立之心。
这更证实了丁云桐的判断，以他前世的知识，高宗和闵氏集团等人，既不亲华也不亲日，想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他们现在的亲日，只不过想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等到中国占优势，他们马上就会亲俄国。玩的就是＂以夷制夷＂那一套，中国也是＂夷＂中之一。包括此时的大院君，以及未来的事大党，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前世朝鲜的＂事大党＂坚定亲华，但甲午战后，三巨头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立刻都变成了亲日派。
看清了这一点，丁云桐又平静了下来。他回信袁世凯，一定要严词拒绝，不留一丝余地。同时也鼓励袁世凯，不必过度揣测朝鲜王室的用意。用不了多久，朝鲜即会局势突变，目前只需冷静等待即可。
同时，丁云桐下了一道旨意，鉴于越南的形势已经稳定了，命令驻越南的独立旅，调出两个团的兵力，共3200余人，立刻前往山东登州府，剩余部队由岑毓英指挥，继续监控越南。
登州府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通往朝鲜和日本的航道起点，从这里出发，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只需一天两夜便可抵达朝鲜。
丁云桐将这两个团作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放在登州府，由上校旅长吴兆有，中校团长张光前分别担任正副统领，一旦朝鲜有事，便能迅速赶过去。
做好了准备，现在就等朝鲜动乱了。
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也正为朝鲜局势的变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景福宫，是汉城七大宫之首，也是所谓的正宫。名字来源于中国古代《诗经》中的诗句“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因位于汉城北部，也叫“北阙”。其实高宗和闵氏都住在乾清宫，但为表示隆重，特意在景福宫迎接袁世凯等人。
来到正门兴化门，三个虹霓门洞，中间供皇帝出入，两侧供大臣通行。袁世凯昂然通过中门，直趋正殿勤政殿。宫内道路两旁摆满了迎春花、杜鹃花，四处飘香，更有祥瑞之喜鹊飞翔于宫内，那份宁谧，令人心旷神怡，有如置身世外桃源一般。
过了光化门，便是兴礼门。原本叫弘礼门，因为要避讳乾隆皇帝弘历，所以改称兴礼门。最后是勤政门，之后便是勤政殿了。
勤政殿建在花纹华丽的两坛月台上，冠以两层重檐，殿内有宝座和藻井，殿身四周绕以回廊，殿前铺平石板，此外，配色华丽的丹青，造型秀丽的藻井，使建筑更为庄严肃穆，异常壮丽。
高宗和大臣们在此迎接了袁世凯，执礼甚为恭敬。
仪式之后，双方进行了会谈，袁世凯刚一提出，要在天津和仁川之间铺设海底电缆，高宗马上一口答应了，这让袁世凯颇为惊讶。随即也就释然了，高宗只是个傀儡，想必事先受过闵妃的指令，而闵妃也肯定知道了中国强大的舰队抵达仁川，这震慑的效果果然非同一般！
会谈结束后，袁世凯下榻在慕华馆，这是专门招待中国使节的国宾馆，与马建忠进行详谈。
马建忠也表示惊异，因为之前朝鲜的朝廷对他颇为冷淡，铺设电缆之事也是支支吾吾。想不到袁世凯一来就迎刃而解了。
袁世凯却是冷笑：＂无非是看我国舰队到来，不得不放低姿态而已。＂
不管怎样，只要电缆铺设完毕，就可随时向皇帝请示，这第一件事办下来，两人都松了口气。事实上，之前中国已经对电缆的线路进行了完善的研究，包括勘探铺设线路，海底水文状况等，所以只要一开工，线路很快就能就绪。要知道，日本此时已经铺好了从汉城至釜山的电线，以及从釜山至长崎的海底电缆。
接下来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签署＜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方代表海军准将薛斐尔此刻就在汉城。
此时中朝美三方已经就条约细节达成了一致，就差最后签字了。按照丁云桐的计划，这个条约可以满足美国一部分的要求，以此来回报美国之前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斡旋努力。事实上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假如中国不促成此事，日本也会来讨好美国，这个人情就白落日本头上了。而且，前世的历史已经证明，对于朝鲜，美国关注的还是经济利益，并没有领土野心。
丁云桐的目的是，通过中美之间交涉，签订有关朝鲜的条约，以此来显示中朝的藩属关系，中方希望在条约的第一段写上＂朝鲜乃中国属邦也＂，但美方代表薛斐尔却坚决拒绝。
最后中方改变策略，由朝鲜政府在该条约外，另备照会表明中朝的宗藩关系；签约时，朝方代表除明确说明中朝关系外，还要向中国皇帝画像行三跪九叩礼；而且言明签约之后，定要中国代表签字才能生效。最后美方同意了，等于默认了中国的宗主国事实。
几天后，4月6日，在昌庆宫的正殿明正殿，中朝美三方分别签下了名字，分别是袁世凯、金弘集和薛斐尔。
条约规定美国享有治外法权，而且日用品关税率不超过10%，奢侈品不超过30%，朝鲜土特产出口的税率不超过5%，还规定了美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体现了中国原先“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承诺。
条约还赋予美国传教士自由活动的权利。前世正是由于这一条款，美国基督新教大举入侵，直接导致后来的韩国基督教徒的数量居于世界前列，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
就在签约的这一天，日本公使花房义质也来到了昌庆宫外，但是却未被允许入内。花房义质在宫门外团团乱转，愤懑不平。条约的内容，其实他早就已经知道，重要的是过程。
条约的整个签订过程，日本完全被排除在外，成为毫无关系的边缘人，自己只能站在会场外面，而中国代表却堂而皇之的在里面监督签字，无比鲜明的显示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而这一点正是日本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再联想起几天前，朝鲜迅速同意铺设中朝通信电缆，更是一种刺激。因为，日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迫使朝鲜同意，其中不断有大批朝鲜儒生前来抗议，这些都让花房义质感到，虽然闵氏集团较为亲和日本，但中国舰队一来，闵氏的态度马上就有微妙的变化。
回到使馆，花房义质就向国内发电报告了朝鲜局势的变化，尤其描述了中国舰队的军容。而且中朝千年宗藩关系根深蒂固，日本若要真正控制朝鲜，必须首先破坏这种关系。他认为日本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姿态。
几天后，在景福宫勤政殿西北的庆会楼，高宗、闵氏设宴款待袁世凯和马建忠，许多大臣作陪，包括几名开化党的成员，司谏院正言金玉均，军务司理事洪英植，判义禁府事朴泳孝等也一同列席。
就在酒过三巡之际，高宗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让袁世凯向中国皇帝转达，希望能允许朝鲜在北京派驻大使。
这个要求让略有三分醉意的袁世凯等人，马上大生警惕之心。这个要求似乎微不足道，却显得非常的突兀，尤其是在这样的场合，由高宗亲口提出。
袁世凯敏感的意识到这里有猫腻，高宗从来都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见的傀儡，完全受闵妃集团操纵，所以这分明有人指使的。只不过借一国之君提出，又在酒酣耳热之时，正是为了让袁世凯等难以拒绝。只要袁世凯一口答应，今后北京方面再反悔的话，日本或可借此生事。
袁世凯也不是庸才，一踩马建忠，两人借着酒势装醉，故意当没听见高宗的问话。随后便告罪不胜酒力，被随从搀扶而出。
回到慕华馆后，袁世凯立刻写下密信，让皇帝报告。当然他也可以租用一下日本经营的电报线路，先向中国驻长崎领事馆发电，再从长崎转发天津，这样速度更快。
但袁世凯不愿如此，倒不是怕泄密，因为电报已经都加密了。只不过袁世凯不想求日本人帮忙，宁愿多花几天时间。
他命手下将信件快马送至仁川，再搭载中国的快船回天津。此时从天津至仁川的海路，运输船需要三天半，一般船只需要两天半。
三天后，丁云桐就收到了从天津发来的信件电报，看到袁世凯报告的朝鲜要求派驻大使，当即勃然大怒。
大使，顾名思义是一种常驻的使者，这是一国派往另一国的最高代表。中朝属于藩属关系，从法理上可以说是同一国，怎么能派驻大使？
事实上还有一种公使，其意义要比大使低一级，可以认为是副大使，花房义质正是一名公使。此时只有那些欧美大国之间才会互派大使，而来中国的都是公使，包括日本在内。有时候甚至是更低一级的代办。前世的中国只在二战前才与外国互派大使。
朝鲜本来就有驻京的代表，名称改一下很方便，但这在外交礼仪上却是重大的转折。这等文字把戏，鬼蜮伎俩，谅朝鲜那些愚昧之徒也想不出来，十有八九是日本人挑唆的。但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朝鲜有独立之心。
这更证实了丁云桐的判断，以他前世的知识，高宗和闵氏集团等人，既不亲华也不亲日，想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他们现在的亲日，只不过想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等到中国占优势，他们马上就会亲俄国。玩的就是＂以夷制夷＂那一套，中国也是＂夷＂中之一。包括此时的大院君，以及未来的事大党，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前世朝鲜的＂事大党＂坚定亲华，但甲午战后，三巨头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立刻都变成了亲日派。
看清了这一点，丁云桐又平静了下来。他回信袁世凯，一定要严词拒绝，不留一丝余地。同时也鼓励袁世凯，不必过度揣测朝鲜王室的用意。用不了多久，朝鲜即会局势突变，目前只需冷静等待即可。
同时，丁云桐下了一道旨意，鉴于越南的形势已经稳定了，命令驻越南的独立旅，调出两个团的兵力，共3200余人，立刻前往山东登州府，剩余部队由岑毓英指挥，继续监控越南。
登州府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通往朝鲜和日本的航道起点，从这里出发，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只需一天两夜便可抵达朝鲜。
丁云桐将这两个团作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放在登州府，由上校旅长吴兆有，中校团长张光前分别担任正副统领，一旦朝鲜有事，便能迅速赶过去。
做好了准备，现在就等朝鲜动乱了。
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也正为朝鲜局势的变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